限制政府权力、改变政绩考核模式，这两者乃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兼容的根本出路

在近日揭晓的“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编制了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的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获得了特别奖。不过，课题组在领奖时表示，绿色GDP没有获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有几个省份要求退出核算试点。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此次强硬地表示，环保总局一定会坚持到底。“就算只剩下一个省，我们也要把它算完。”

这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中央政府若干部门，主要是环保总局态度十分坚决；公众、舆论也普遍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人们普遍认为，既然GDP是当下考核官员的一个主要指标，那么，核算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将其作为一个扣除项，便可以对官员起到一定约束作用，使官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为了经济增长而大方地牺牲生态、纵容企业污染环境。

但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态度相当消极。原因显而易见，既然政绩考核主要看本地GDP增长速度，那么，从已经得到的GDP中进行任何扣除，都会让这个GDP数据缩水。而现在进行的绿色GDP核算只是试点，试点省市扣除了，其他省市没有扣除，两相比较，自己的政绩就显得不那么漂亮。

不过，部分专业人士对于核算绿色GDP也持保留态度。即便是现在承担此项工作的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两家对于绿色GDP核算的态度也有明显差异。国家环保总局非常积极，国家统计局则较为慎重。

原因在于，现在的GDP固然存在着重大缺陷，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害。但绿色GDP本身也面临严重的、甚至是十分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因为，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价格。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虽然有许多国家都在研究绿色GDP核算方法，但尚无一个政府正式公布官方的绿色GDP数据。

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妨碍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遏制生态破坏，控制环境污染。只要在选民的认知中，完整的生态与清洁的环境对于美好生活的价值逐渐提高，甚至与人们对就业岗位、对财富的评价等同，那就自然可以引导政府通过立法、监管等措施，防止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大影响，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兼容。由此可以看出，在那些环境保护比较有力的国家，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之所以被有效控制，不是因为核算了绿色GDP。

在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让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关键的原因正在于，官员的权力和升迁的机会，来自上级，而上级以往是以一个单一的指标，即地方的GDP表现，来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与此同时，每一级官员在本级政府的辖区内，又享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中，地方政府的主政官员为了实现政绩最大化，会动员本地区的全部资源推进经济增长，不论是损害生态、污染环境，或者是损害部分民众权利与利益，都在所不惜。有些地方在招商引资时就明确承诺，环保部门在若干年内不会进厂监测。于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成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过程，且其损害、污染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正常水平。

由此可以看出，遏制生态破坏，合理保护环境，取决于能否进行两项根本改革：

第一，缩小及有效约束地方政府控制资源及社会经济活动的权力，使各级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为了单一的经济指标增长而侵害私人财产权，或者透支性地使用公共资源。现在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鼓励企业污染，皆因为，受到污染损害的个人无法从获得政府支持的企业那里得到赔偿。而对于政府透支性使用公共资源，民众也缺乏民主监督和控制机制。

第二，改变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模式，由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让官员从对上负责，变成对下负责，对民众负责。这样，也就不需要一个单一的考核指标，官员的政绩可以与GDP真正脱钩。因为，民众评价官员时，不用查阅什么统计数据，他开办企业、享受公共品的感受，他对城市的观察，他的生活经验，足以让他对官员的政绩作出十分准确的评估。

限制地方政府权力、改变政绩考核模式，这两者乃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兼容的根本出路。过分相信绿色GDP无异于告诉各级官员，GDP指标仍然最为重要。只要把GDP指标做到足够高，即使扣减生态环境损失，也仍然可以使本地GDP保持在较高水平。地方政府仍然可能延续旧有的行为模式。

决策层提出和谐社会纲领，而社会和谐的丰富内容，显然很难以数字统计出来。为了衡量经济活动的准确性，当然可以尝试计算生态与环境损失。但是，假如为了推动官员改变其行为模式，则毋须寄希望于绿色GDP。改革政府施政思路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