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国耻的来龙去脉

咸丰皇帝“心愚而愎，计蠢而毒”

记者：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抢劫后烧毁，很多人都说这是中国人的国耻，也有人说，圆明园是皇家的，和一般百姓没关系，圆明园被烧是皇帝之耻而不是中国的国耻。你怎么看？

朱维铮：我想是不是国耻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说。烧掉了圆明园确实是影响很大，从文化角度来说，圆明园的建筑是世界建筑史的奇观，从园林史来讲，它被烧掉，当然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巨大的损失，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巨大的损失。

你说到最大的问题不在火烧圆明园，在于圆明园被烧象征了所谓的大清帝国，开国以来第一次丢掉了自己的首都。这比火烧圆明园本身影响要更大。

火烧圆明园是对文明的破坏，但一手制造人质事件而给纵火者提供口实的是咸丰皇帝，心愚而愎，计蠢而毒，竟拿都城居民身家性命做赌注，结果玩火自焚。但我们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论著，多对咸丰皇帝独出下策招致的恶果，三缄其口。实际上，引狼入室的正是他。比如说对待俘虏，他抓了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谈判代表，抓进去了以后，结果没有多少天就整死了十几个，包括《泰晤士报》记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讲历史，起码要讲一个最简单的因果关系。

记者：清朝开国以来，中国的首都首次被外国人占领，这种被占领对统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维铮：首先让清朝统治者被迫承认那些蛮夷好像起码不仅仅是船坚炮利。其次就是他们占领以后，订立了几个条约以后又主动撤退了。清朝人非常奇怪，你已经占领了怎么不继续占下去，就像他们当年占领北京一样？中国中世纪的规矩，受到西方所谓的资本主义规矩的冲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们开始懂得一点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已经有一些新的规矩代替旧的规矩。

记者：第一次鸦片战争隔了二十年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二十年之间，从清朝的统治者到士大夫，知识精英阶层，好像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比较大的反省。

朱维铮：因为打败了，开了五口通商，当然有些人愤愤然。但是他们也没有想中间的意义，因为体制还是照常运转。这也跟清朝的统治政策有关，因为清朝从雍正、乾隆，十八世纪开始就说了，国家是我们满洲人管的，关你们什么事，很多人过问一下国事，马上就用文字狱来处理，这样养成了士大夫，最应该关心国事的这一批知识分子们，他们不是不关心，而是他们都不讲，也不说话。

记者：第一次鸦片战争只在沿海一带打败了，第二次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抢了圆明园很多东西，这对统治阶层还是有触动的吧？

朱维铮：应该有触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失败的原因被归结为“蛮夷”船坚炮利，他们的认识也就是到此为止。有一些人很清醒，但是这些人不起作用，清醒的人包括湘军、淮军，这些人里面还包括当时在东南地区和太平天国战争有密切关系的那些知识分子，在太平天国战争里面出现了像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出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都已经接触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校邠庐抗议》里边就已经不仅仅是要购买西方的枪炮，器物，它里边提到了采西学，就是采用西学，他认为教育问题，文化问题，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症结，这方面不改造的话，不吸收人家的长处的话，中国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