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友人寄赠《李宝权书法作品集》，披览之余，思绪纷飞。

李宝权先生不是专业书法家，他的本职工作是公务员，从基层做起，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同时，李宝权先生在工作之余，又不废翰墨，临池不辍，逐步形成了个人的书法风格。这二者之间，既有相互冲突，也有相辅相成，李宝权先生的书法经历，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展开的。

谈李宝权先生的书法，不可能不谈到他的官员身份。因为在当下，官员书法，首先就给人一种业余感，这是无需讳言的。然而，自古以来的书法大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官员，这也是史实。书法是古代文人官员的基本功，特别是因为科举取仕要求书法遒美，书法不美，基本上也就没有进身之阶。而不论文人还是官员，书法又同时是他们的工作手段和休闲手段。他们在工作中，在文化生活中，有意无意间地从事着书法活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引动天才”，个别人的艺术天才得以充分发挥，也便出类拔萃，成为书法家。

现在，随着时代的变改，知识门类细化，官员、文人与书法的关系不再密迩。然而，如果还有相当多的官员，从小酷爱书法，尽管工作性质不允许他投入太大的精力，然而书法的种子一直种在心田。李宝权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否则，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令许多专业人士称羡的成绩。

书法专业化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它也有利有弊。利，即在于专业化之后，职业书法家会花更大的精力研究书法的技巧，打造个人的风格。而弊，即在于专业化之后，职业书法家的生活阅历相对单一。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典型特征，即在于综合性。特别是书法，“书如其人”，“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广阔的社会，多彩的生活是书法的土壤，而书法家只有在社会中、在生活中多方体会，涵泳体察，才会获得艺术品位的提升。即便是技术，发展到一定时间，技进乎道，进乎道的根据，即技巧与心性的统一。近年来，人们屡屡提到唯技术化的弊端，即在于书法家除了与笔墨纸砚打交道，相对远离了更为重要的社会担荷，从而弱化了理想因素和精神诉求，所以会产生技术熟练而作品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的现象。如果我们注意到像康有为、于右任、鲁迅、毛泽东这样的书法大师的作品，就会理解，他们书法中的精神指向，与其宏大的人生是相互表里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书法家都要去做官员，但是，至少，书法家应具备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践履，否则，区区纸上点画，与匠人也便没有多大的分别。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从纯粹技术的因素考察，那么书法与杂技相比，恐怕其技术因素奇、险、难，要相形见绌，那么，书法是何以成为国粹，何以成为中国文化核心艺术形式呢？还是傅山说得好，“做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精神因素，文化素养，是书法不可抽离的内核。

如果我们以这一角度去切入李宝权先生的书法，也许就会发现，他的书法是鲜活的、纯粹的，是他的精神追求的写照。因为他以书法为余事，而“游于艺”的精神，正寓于余事之中，从而，他把书写置于了文人的本初位置。正如杨仁恺先生所说：

宝权同志的书艺，具备了“文人之心不竭”之慨！正是如此，从政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书家“文人之心不竭”才能幻化出笔底的烟云卷舒，字里行间的气象万千。有此之心才会淡泊守志，才会有这丹青抒写的高远情怀。

其次，李宝权先生对古典的尊崇，值得敬佩。如果说《李宝权书法作品集》与一般的作品集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这其中大半都是临古之作。尽管临古的深浅有别，但他大量临习古典，实证了他的阅读量和练习量。相对于有些不甚临帖，下笔便欲自成一体者，他显然是敬重古典、向往古典的。

临古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古人曾经说过，得古刻数行，专心习之，便足名世。一般的学书道路，要经过专——博——专的往复。入门的专，指深入一家，掌握基本技法。既而广取博收，在不同书体、字体中吸取营养。正如孙过庭所说：“故亦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把不同书体、字体融会贯通之后，自然会形成自己的独到的审美理想，从而产生一家之书，也就是煮百家米成一锅粥。这时，学习的一个周期基本完成，进一步则是不断往复，以期于人书俱老。李宝权先生虽然少时即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却“无心做书家”，没有走过于规范的道路，而是每日闻鸡起舞，“汉魏碑帖无所不读，真、草、隶、篆、行无所不写”。的确，《李宝权书法作品集》中，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章草、魏碑、唐楷、行书、草书，无所不包，而且动辄通碑通帖，朝勤夕惕之功，令人赞叹。由是令我想到苏东坡所谓的“八面受敌”读书法。苏轼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我想，李宝权先生也不会是为临而临，而是每见法书，感到其精彩，不能自已，也就产生了临写的冲动，产生了临写的毅力，这也就是李宝权先生说的“修德延贤”。数十年这样积累下来，无意于造就什么，反而积累得更加深厚。这样，当他一时兴起，偶有所作，运用起来时，才会左右逢源。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在长期的用心积累，乘兴挥毫过程中，不期然而然地，李宝权先生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格调和擅长书体。

我认为，李宝权先生的审美品格是博大、雍容、自然、率真。他不论做何体何书，均能中宫宽廓，松静灵动，绝无造作，略无拘滞。他临古而不泥古，如读书不会“老于句下”。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即能驾驭之谓也。也许，他这一驾驭之力，来于长期从政的思维积淀。同时，他不刻意为书，因而能够做到率真。如果过于求好，或缚于功利之心，则反而不免呆板。这也是心性所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发于本心的书写，也许不尽人工之巧，然而自有一段心性的彰显，反难于追寻。胡小石先生曾经向乃师李瑞清请教，做书何以能佳。清道人说，不求别人说佳则佳矣。胡小石先生说，当时闻之悚然去，过后多年，才悟出了个中道理。其实，不求别人说佳，也便摒弃了功利之心，真善美的天然追求，才会罄露无遗。比如集子的后记，信笔点染，勾画涂乙，然而其中一股文气，汩汩而出，字里行间，也便勃勃有生机。

就书体而言，我认为李宝权先生虽然五体兼能，而最让人瞩目者，当是章草和隶书。其章草当从明人立基，远绍汉代，亦取近人，既古亦今，非古非今。与习见的章草相比，他不苛细于点画的形态，也不拘束于结构的紧致，于点画则纵笔直书，于结构则萧散随意，尤其小幅作品，笔沉墨厚，文质彬彬。周俊杰先生曾说过，章草是草书的味精，可以使作品远俗情而近风雅，李宝权先生的章草，正是如此。李宝权先生之所以能在章草中有所开掘，并不仅仅因为于此体用意偏多，而是得益于他的篆隶修养。他对三代甲金的熟悉，会自然支撑他的章草，因为章草脱胎于隶书，若自晚近书体上溯，则不免揣度失古，而站在篆隶基础之上，则顺理成章。这也是李宝权先生长期研精篆素的收获。李宝权先生隶书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在长期临习过程中，可能无意打造什么面目，然而，宽博、率真的审美理念支撑着他的临池实践，使他不经意间形成了一种风貌。他的隶书简静平实，结体疏朗，远之则汉碑的风味，近之则伊秉绶的格调。

当然，我无意说李宝权先生的书法已经达到了继承创新的全部要求，至少，他为当代创作提供了一个个例，特别是脱落功利的纯粹性，以及对经典作品的全面学习方面，值得借鉴和研究。李宝权先生又署砚农，而天道酬勤，有一分耕耘，自然有一分收获。（孟会祥: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家、书法导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