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落实的督办提案

在目睹了地下文物的悲惨命运之后，自2003年起，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宋大川每年都会提出关于保护北京地下文物的提案。

宋大川最新的设想是，参照“环评”设置一个“文评”，即将考古勘探确定为政府重大工程、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等建设项目动工的前置审批条件。在工程立项前，先由文物部门考察这个区域是否出土过某个时期的地下文物。如果有，就根据《文物法》规定，对可能有地下文物埋藏的地区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

事实上，他提出的这类提案已经连续3年成为北京市政协主席督办案。“对一个委员来说，是无上光荣，但从落实的情况来看，我只能说无奈了。”宋大川苦笑着说。

3年来，北京建设项目的总和大约是3万项，文物部门参与考古勘测的仅为237项，其中只有60项是施工前主动向文物部门征求意见的，其余都是群众举报。

在宋大川的众多提案中，只有2003年提出的“奥运场馆建设要进行地下文物保护”被有关部门采纳过。于是自2004年起，北京市文物局考古人员先后对23个奥运场馆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勘探总面积达158万平方米，清理发掘汉代至明清时期古墓葬700余处，出土了金属器具和瓷器、陶器等1538件(套)，铜钱6585枚。

事实证明，保护地下文物的举措并没有影响奥运工程进度。

原本奥运射击场不在勘探之列，因为该项目只是在原场馆基础上扩建60米。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发现许多古墓，于是建设方停工等待挖掘。最终文保部门发掘了墓葬179座，其中169座是明代宦官墓。宋大川评价，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个特殊人群有着重要意义。

这“短短60米内”的意外发现更坚定了文保工作者“京城地下处处有宝”的信念，同时也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怀疑：号称世界最大单体航站楼的T3航站楼就没有古墓葬吗？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北京南站，周边四面都出土过各个不同时期的古墓葬，车站下面就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是发现了不报你罢了。”让宋大川惋惜的是，这些不知所踪的文化遗存没等重见天日，就这样被生生地毁掉了。

现实让文保工作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立法。据宋大川介绍，这是国际上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比如与北京一样有着悠久历史的罗马，在地下文物保护方面已经积累了200多年的经验，而且通过立法把保护地下文物的重要意义阐释到极致。

据《光明日报》报道，2008年4月，在考古勘察了10多年之后，刚刚破土动工的罗马地铁C号线在施工过程中还是发现了6世纪的冶金厂、中世纪的厨房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等大量文物古迹，于是一个备受民众期待的地铁建设工程就此被文保部门紧急叫停。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只有两条地铁线可乘的罗马市民普遍对此持支持态度。

现行法律挡不住对地下文物的破坏

在宋大川看来，改革开放30年之后，富足的北京市民已然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达成共识，这一点与梁思成力保城墙时曲高和寡的窘迫有本质的不同。问题的核心在于，现行的法律还不足以约束工程建设者对地下文物的破坏。

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应当由建设单位报请文物部门事先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调查、勘探。

北京市在针对这条的实施办法中也曾进一步规定：“在旧城区进行建设用地一万平方米以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2004年以后北京二环内超过1万平方米的工程有多少？多了去了。有几个经过考古勘探发掘的？”宋大川质问道。实际上其中经过正式报批发掘的工程仅12项，其中有11项还是群众举报，只有东城区玉河保护工程是主动征求文物部门意见的——因为该项目本身就是文保项目。

宋大川指出，由于上述法律条文中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必须”，这直接导致大多数建设单位在立项和施工前不向文物行政部门报请，就能顺利开工。

另外还有经费问题。《文物保护法》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但是在现实中，专门负责地下文物保护的文保部门往往只能自行垫付。一家合资企业在大兴施工时发现了三十几座唐墓，文保部门考古勘测完成后想收取勘测费，被一口拒绝。“你打听打听去，我姓横，横竖不讲理的横。”那个姓横的企业负责人说。

宋大川认为，由于是“应当”而不是“必须”，因此即便文保费用还不及半套商品房的钱，也很少有开发商愿意把这笔费用列入工程预算。

更让宋大川不解的是，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保护地下文物的地方法规。他在建言中写道：“就国内城市而言，洛阳市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由人大通过立法，哪怕建个厕所，都必须经文物部门勘探发掘后才能立项施工；成都市每年进行施工前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程多达300余项；即便是焦作这样的中小城市，每年也有95%以上的基建工程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

事实证明，洛阳、成都等城市都因为重视地下文物保护而受益，比如洛阳中州广场的东周车马坑、成都的金沙遗址，都是在这类法规实施后被发掘的。金沙遗址中的太阳神鸟已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与之相对的是，在网上搜索“破坏地下文物”几个字，就会意识到，这一现象在这个古老国家的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

“如果凝固的历史被打碎了，我们拿什么来给后人讲述城市的文化和魅力？”宋大川问道。他坦言，每年为保护地下文物大声疾呼，只是出于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感，更多的是无奈。如今在地上文物的保护方面，文物部门话语权比较弱，但至少还有，而在地下文物保护方面，则几乎没有话语权。

“地下文物没人提，政府各部门也不提。比如搞文评到底是规划前，还是开工前，就涉及发改委、规划委、建委、土地局等多家强势部门，恐怕只有市长出面才能协调的了。”宋大川苦笑着说。

只是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能再拖下去。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北京的行政中心将逐步向东移，或许旧城区的地上文物因此得以保全，但同时通州、亦庄等新城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也将开始。

宋大川指出，保护地下文物的最大困难在于看不见摸不着，且分布极广。仅亦庄开发区就曾发现几百座汉墓，说明当地在汉代是比较繁华的，那么汉代的聚落区在哪儿？亦庄的下面是不是埋着一座汉城？

让这位政协委员感到焦虑的是，如果事先不经过勘察保护，那么新一轮的开发无异于“宣告一个大规模破坏地下文物的时代即将来临”。

“我焦虑能有什么用处？”说到这，宋大川无奈地摊开双手。

在最近北京市“两会”上，这位市政协委员再次建言，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长效机制，保护北京地下文物的建议》，建议由市领导来协调各部门，落实文物保护。

“今年我要直接找市长牵头去做这件事。”宋大川说。

本报记者 蒋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