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只能辗转入秦，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留下《上阳台帖》等四幅书画带在身边，而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给了郭世五。

与“二希”一样，《快雪时晴帖》的命运也再次被战争改写了。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时晴帖》也在其间。徐森玉和庄尚严师徒二人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命运多舛的故宫国宝踏上了漫漫西迁路。

第一批80箱文物在日寇的连天炮火中艰难前行，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从桂林到贵阳……短短半年时间，国宝辗转了大半个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脚离开，存放地点后脚就遭到了轰炸。

1939年1月，这批国宝终于在贵州的安顺县城外找到了自己临时的家“华严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湿，且藏于密林深处，十分安全。此后的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仍是安然无恙。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时晴帖》回到华严洞后不久，贵阳、柳州相继失陷，安顺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县。

这是西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路虽不长，但苦于蜀道之难，且这一路全是崇山峻岭，多有土匪出没，徐森玉、庄尚严一行人虽然万分小心，还是在出发后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头目截了下来。

徐森玉只得亲自前去谈判，说好任其“出价”，只求保得国宝平安。那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个条件：要徐森玉将长子徐伯郊送来做自己的“徒弟”———徐伯郊当时正在上海的兴业银行供事，大“袍哥”要他来做人质，显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徐森玉闻言犹如五雷轰顶，但在爱子与国宝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徐伯郊接到加急电报，以为是老父亲身体有恙，日夜兼程赶到安顺才知道是父亲拿自己作了“抵押”。“但是大舅舅深明大义，二话不说上山拜了大‘袍哥’。他见多识广，又能言善辩，一上山就拍胸脯、打包票，说抗战胜利后就给大‘袍哥’当干儿子，以银行家的身份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哄得‘袍哥’们眉欢眼笑，没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还叫他转告我外公：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徐森玉的外孙王圣贻回忆徐伯郊的往事时说。

两个月后，身心俱疲的徐森玉终于将80箱国宝平安运抵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