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除了重复他7月在北京同一些领导干部的谈话内容外，又讲了不少新话。这些新话，把林彪的问题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毛泽东说：“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们“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毛泽东还通过与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谈话提醒林彪：“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毛泽东还谈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的检讨书要经过叶群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四个人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毛泽东还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毛泽东还针对林彪捧林立果说：把他说成是超天才，捧得太高了，“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在谈话中，毛泽东向一些高级干部们讲了这样一个意思：林彪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实际上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只是不讲破罢了。他说：前九次路线斗争都作了结论，这一次没有作个人结论。对这件事，他坚持抓住不放，他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毛泽东当时确定，只让他指定范围的人知道他谈话的内容。这个范围，就是周恩来及中央几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与毛泽东直接谈话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但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却千方百计打听毛泽东谈话的内容。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从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一些内容。

但林彪还是不放心，他让李作鹏专门到武汉去一趟，了解情况。李作鹏于9月6日到达武汉，进一步了解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向武汉部队原政委刘丰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刘丰告诉了他。李作鹏听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后，于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连夜打电话告诉了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自然得知了这些新情况。李作鹏告诉黄永胜、邱会作时，还对毛泽东谈话内容作了概括，说：毛的谈话有三个重要之处：一、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二、上纲比以前更高了；三、矛头对准了林彪。

对于这种“打”特殊“报告”问题，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调查李作鹏的罪行时，李作鹏认为：1.这些情况是刘丰主动告诉他的；2.黄永胜是总参谋长，自己是副总参谋长，黄永胜是他的上级，他向上级汇报情况，不算告密；3.他回北京后，在告诉黄永胜等人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同时，还告诉他们说：不要告诉叶群，不要告诉吴法宪。因此，不算告密。他还在法庭上对黄永胜的证言表示不满，说：黄永胜的证言中只承认我说过不让他告诉吴法宪，不承认我说过不要告诉叶群，“是不真实的，是一种赖账行为”。

在林彪出逃这件事情上，李作鹏也有责任。是他把周恩来关于“供林彪使用的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作了篡改。他在给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时说：“四个首长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的飞机起飞后，机场领导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推脱说：可直接请示总理。李作鹏的这一系列行为，为林彪出逃提供了方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