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战略关系，两国之间开展了各个层次的交流。在那个年代，很多中国专家学者有机会与苏联的同行甚至苏联领导人交流。不过，与苏联高层领导人特别是同斯大林接触过、探讨学术问题和政治方略的中国专家却不多。

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来自85个国家的近2000人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盛会。大会由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主持。中国政府派出了由宋庆龄任团长、郭沫若任副团长的108人代表团。约里奥·居里和宋庆龄同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后，应苏联文化协会邀请，宋庆龄、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访问数日。1953年1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这是斯大林逝世前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客人。

在会谈中，斯大林仅向宋庆龄和郭沫若提出了若干有关中国的国情问题：农民的生活改善，妇女参加工作，知识分子对现状是否满意，小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学数量的增加，语言情况(如汉语的特点、学习方法与改革)。宋庆龄、郭沫若对这些问题作了或略或详的回答。郭沫若告诉斯大林：中国废除了英美式的大学制度，学习了苏联的经验，进行了院系调整，增加了专门学院。斯大林不时介绍苏联的经验，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向斯大林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标准、耕种田地的奴隶与封建制度的农奴的区别。斯大林解释了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区别，强调研究社会制度问题应研究纯粹的社会状态。郭沫若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有很大争议。郭沫若早在1930年就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在1952年2月出版《奴隶制时代》一书，论述春秋与战国之交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下限。

郭沫若曾从一位苏联历史学家那里得知:苏联的中亚各民族从原始公社制度直接进入了农奴制。他当面向斯大林请教：社会是否可以跳跃式地发展？斯大林回答：“可以的”，并举例作了说明。郭沫若认为斯大林的话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很好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