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电影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恢复招生，申请报名者逾万。在西安考区，一名28岁的国棉八厂职工因为超龄6岁，被拒绝参加考试，虽然他的摄影相册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这个人叫张艺谋。

就在招生结束后，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下达了两个指示：第一，鉴于当年考生中成绩优良者很多，希望考虑适当扩大录取名额；第二，发现特殊的摄影人才张艺谋，因已超龄，不能参加考试，希望破格录取。

　　张艺谋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没有参加考试便被录取的学生。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决定为之后数十年的中国影坛带来了多少电影作品以及附带着的多少争议。

　　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红高粱》，讲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高密农村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在这部电影中，首次担当导演的张艺谋以近乎极端的表现方法来张扬过去电影中没敢表现的人的精神和个性，以及爱情、人性和民族精神。红高粱、红棉袄、红花轿、红辣椒等等极具视觉冲击的场景让国内外的观众感觉新鲜。

　　拍摄于1987年的《红高粱》最终囊括了下一年度的中国电影最高奖项金鸡、百花的最佳故事片，并且荣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使得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和接受了中国电影。

　　然而，《红高粱》却在国内的学界和民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和指责。一些观众认为张艺谋是在电影中展示中国过去愚昧无知的落后面，以此来获得西方世界的赞誉。一些传媒干脆讥讽《红高粱》为“以伪民俗暴露民族丑陋”的“卖国片”，有学者则撰文称是“以诡异的‘中国’取媚洋人的后殖民化”。

　　这样的争议和指责持续了十多年，才逐渐偃旗息鼓。张艺谋之后的作品《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也饱受争议，但都是从内容、艺术性和表现形式等纯电影角度的探讨，很少再有人用“卖国”、“民族”这样的字眼去指责一部电影。

　　和张艺谋同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78班，云集了日后足以影响中国影坛的一批有着才华和抱负的准电影人——摄影系有张艺谋、顾长卫、侯咏，而导演系更聚集了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李少红、彭小莲、胡玫等等。

　　1984年以后，这批新锐导演脱颖而出，摆脱了之前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手法来做出“不一样的电影”。这群人日后被称为“第五代”。

　　电影体制的艰难改革

　　电影放映员陈胜民的日子不好过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前进电影院的观众越来越少。由于设施简陋和鲜有佳作，除了包场之外，很难再有满座的情况出现，有些白天场次甚至只卖出十几张票，影院的工作人员比观众还多。“那会儿放什么影片，放几天，每天几场，都是上面决定，再烂的片子也要连放几天，而卖座的片子到时间也就不再放了。”陈胜民说。

　　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让陈胜民的工作不再光鲜。年轻人找工作时已经不愿意考虑电影院了，陈胜民手把手带出的几个放映员徒弟，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陆续跳槽。

　　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电影院上游的电影拍摄、播放体系的落后。

　　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电影仍然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生产全部由国家下达指标，投入资金。当时的各个制片厂只管按照国家的要求拍摄电影，根本不需要考虑票房。拍好的影片全部交给电影局审查，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所有通过审查的影片，然后向全国发行放映。

　　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录像广泛普及，使得人们的娱乐生活也出现了多样性，看电影不再是惟一的消遣。整个中国电影市场跌至低谷，观影人数骤减，票房爆跌。1992年全年票房收入从1991年的23.6亿元下降至19.9亿元，全年观众人次减少38.4亿，降至105.5亿人次，比10年前的1982年减少130亿人次。

　　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实施细则》，国内的电影体制改革随即展开，各制片厂的影片可以不再通过中影公司，而是自行向全国甚至海外的影院推销拍好的电影，票房开始成为衡量一部电影好坏的重要标准。众多电影制片厂也在此时纷纷改制成电影集团，集中人力财力打造大片。

　　终于在1995年，自负盈亏的前进电影院和全国大批中小影院一样关门大吉，无事可做的陈胜民也下海经商。倒闭后不久，前进电影院被改成了一个做川菜的餐馆，放映室被改成了一个小包间。从不吃辣的陈胜民偶尔也会进餐馆，挑一个角落的位置，点一两个不辣的菜，要一瓶啤酒，希望能找到过去的影子。此后，餐馆数次易手，陈胜民在同一个角落品尝过各种菜系。1999年，该地区被拆迁，如今已经是一片林立的商品房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