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于思想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有着重大关系。“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1.）对于任何社会思潮的惊恐、压抑或消极无为既大可不必又不足为取，对于思潮的明澈分析和良性引导利于社会全面发展，下面的方式方法大致可以试用。

1.社会分析

主要从经济基础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分辨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马克思曾经指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揭示各种社会思潮基础的根本方法，永远值得坚持。当然仅仅这样做还不够缜密。在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中介环节”，其中，社会心理分析的意义不可小视，“要了解某一国家的思想文化的变迁，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C].北京：三联书店，1959.272-273.）在分析社会思潮方面，对于其社会基础的分析往往粗略和武断，对于其社会心理的分析又不能驾轻就熟，往往造成人们的相关认识缺乏深度或失之片面，致使在引导社会思潮方面视线不清楚，措施不到位。

2.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断定某种意义或效应。一物的价值可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种，如果说内在价值是恒定的质的规定性，指向其终极价值，那么，外在价值则指其工具性价值，即有用性。如果说社会思潮内在价值在于文化意义，外在价值则是它对于社会发展直接的、现实的影响和作用。这样说来，对于社会思潮的价值判断重在分辨其利益主体。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是价值判断的准绳。

价值判断既可行又必要。在论述文艺的社会立场和效应时，普列汉诺夫指出：“没有一种文学不是产生于它的社会或某个社会阶层的自觉的表现。甚至在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居于独占统治的时代，在看来艺术家对与社会利益有关的一切都置之不理的时代，文学也仍然表现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趣味、观点和意图。”为艺术而艺术理论曾经取得优势的这一事实，“仅仅证明在统治阶级中间，至少是在艺术家所面向的那部分统治阶级分子中间，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占着统治地位。但是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只不过是社会的（或阶级的，或集团的）情绪、即意识的一种变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C].北京：三联书店，1974.351.）在现实社会中，对于社会思潮工具性价值的拒不承认、视而不见、淡漠处置甚至故意掩饰，是一些错误和有害的做法。

3.问题透视

一般说来，在总体走向进步的过程中，社会有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社会思潮往往直接起源于某种潜在的或者已经外显的社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通过社会思潮扑捉到社会问题，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加以解决，是建设和谐发展良性运行的社会的直接途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根据主流的社会思潮来制定政策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面对发展经济、推动改革和转型等是极端复杂的事务如何决策，每个人都受有限理性的局限。社会思潮是一个时代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推动形成的，主流社会思潮是对现存不合理状况的批判，并对未来理想的状况提供了方向。按照社会思潮来做决策，对有限理性的政治家而言是最稳妥的选择，而且最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邓一婷：“林毅夫：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N].文汇报，2007-11-04）关键是透过社会思潮发现社会问题，例如，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势不可挡，主要是为了反拨西方近现社会生产方式造成人的全面异化，“人本主义”旗帜之下拥众云集，就是在于祈求社会发展带来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看透了这一点，就能够取得决策和行动的主动权，把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兼顾，择优而行，摒弃极端思维，防止为此失彼。

4.资源整理

由于认识的非至上性与至上性的辨证矛盾，在每一个时代或在每一个文化区域之内，人们所凭借的思想资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他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既受益于也受限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弄清楚一个时代“思想资源”的版图、轮廓与内容非常不容易。在“思想资源”没有突破和创生之前，思想的种种变化将面临“鸟笼”效应，盘旋变化是可能的，出现秀异独特的思想家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其变化创造的幅度与深度必将为原有的思想资源框架所束缚，难以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比如在中国古代，传统士人在面对危机或是面临重大转折时，一再想象的解决办法都是回到上古三代。这是因为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限制成为制肘，使得传统士人形成惯性回归习性，眼前无路便去复古托古，关键在于没有其它更具说服力、生命力的“思想资源”供其选择调遣了（王泛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J].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45）.47-54.）。

一个时代或区域的社会思潮总围绕核心问题形成和蔓延，因此，它在结构上由知识要素、价值要素和实施要素组成。除去价值辨析之外，对于其可取的文化知识和执行策略可以分析和吸纳，作为文化理论建设的资源。例如西方语境中的“以人为本”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具有根本的不同。前者的“人”是指个体的人，后者则是指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但是，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具体的属性进行了虽然是偏颇的、却又是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探讨和理论，成为现代社会中充满人文关怀的“思想文化资源”。社会思潮中的这些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值得解析、提取和利用。

5.整合导引

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前者对于后者积极的推动作用和良好的效果彰显在于建构相应的、适度超前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文化思想要素的和谐结构体，其内核是核心价值观，其形成过程是核心价值观对各种社会意识资源和整合以及对各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导引，最具体地当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思潮的取舍加工吸纳结晶。

对于社会思潮的整合导引过程实质就是其中各种价值观念的搏弈择优。一是要牢固树立核心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地位，二是要使这种核心价值观融合消解价值冲突，而这两者辩证统一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整合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内在观念冲突，达成社会价值的共识之基础，涵养于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之中。这里的价值共识不是一个刚性的价值判断的统一标准和最终依据，而主要是提供一个思想文化建设和思潮涌流的规范性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展开一种公民持续不断的论辩、试错、纠偏的对话过程（潘自勉：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冲突与价值整合[N].南方日报网络版，2007-07-04.），使价值共识在制度化的框架内获得人们的认同和遵循。

为此，要确保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中的引领地位与作用，就需要核心价值观体系立足本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具备更加广阔的国际话语空间与人类历史经验的共同特征，尤其是要使它具有兼容并包、领航思潮的思想高度与大度，具有涵养全民精神诉求、坚固民族精神支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潜在能量和现实力量。(陈锋 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