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最大的广场——重庆三峡广场将三峡景观、历史文化名人等溶于一体，成为市民休闲观景的文化艺术广场。图为巴文化雕刻。 中新社资料图发 雷鸣 摄 

日前，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从重庆市涪陵区考古发掘现场传来：山东大学三峡考古队从两座保存完好的战国和西汉墓葬中，发掘出土100多件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为古代巴国和西汉巴渝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批具有特种价值的实物资料。这是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继重庆万州余家坝重要发现之后在三峡考古中的又一重要收获。

这些收获为什么那么重要？主持此次考古发掘的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方辉率队不远千里奔赴重庆，这趟追寻之旅将掀开长久以来蒙在巴文化上神秘面纱的一角。

带着问号奔三峡

2007年春，方辉受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建设委员会委托赴涪陵区进行考古发掘。接到通知，方辉希望能发掘到年代稍早的巴文化遗址。这固然是因为个人专业方向属商周考古，他总是感觉川东的巴文化资料十分贫乏；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几年前他曾经在万州大周溪遗址发掘，那处遗址既有属于汉至商朝的墓葬，又有一些商至西周早期的遗物，唯独缺少处在强盛阶段的东周时期巴文化的遗存。

3月中旬，方辉率考古队初到重庆，便参观了三峡博物馆。他特别关注近年来考古学界在巴文化探索中取得的成果。“透过那一组组、一件件来自涪陵小田溪、忠县哨棚嘴等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你分明可以感受到两千四五百年前，巴人在峡江这个自然条件并不太优越的地区披荆斩棘、适应自然的开拓精神。”方辉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巴人从何而来？始祖是谁？商代甲骨文中提到了“巴方”，一般认为这是商代巴人建立的一个方国，曾是商王朝征伐的敌对势力。周人灭商时跟随武王伐纣的彭国，有人认为就是巴人建立的国家。武王灭商后，“以其宗姬封于巴”(《华阳国志·巴志》)。关于巴人起源的看法有多种版本：《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巴人源自东方的太昊；《华阳国志》则认为巴人乃黄帝之后。现代史学家认为，巴人早年生活在鄂西，大约在史前时代的后期迁入峡江地区。考古发现表明峡江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因此巴人的入迁是部族之间的一次融合。

巴文化与华夏文明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方辉，他热切盼望三峡之行能带给他更多巴文化的信息。

巴文化惊现涪陵江

考察刚刚进行，方辉的脑海里已经有了开展工作的具体设计。沿涪陵江小范围调查时，一处旧房址周围刚刚刨出的一堆碎陶片吸引了考古队员的目光。用这些碎陶片随手拼合，竟能拼成大半个陶罐。而陶罐的质地、颜色、纹饰和造型告诉他们，这件器物的年代约为战国时期。这说明附近必定有这个时期的文化堆积。方辉兴奋极了：“如果推断无误，我们就可能与处于尾声阶段的巴文化不期而遇。”

既然陶罐保存程度如此完好，那么它出自墓葬的可能性极大。随葬品已经被翻动上来，说明这座墓葬已遭到了扰动。寻找出土陶罐的那座“残墓”，成了当务之急。

“残墓”的出现带来了另一个出乎意料——它被其北边的另一墓葬“打破”(考古学术语，指文化遗迹之间的层位关系，可用来判断遗迹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方辉和伙伴们将两座墓葬分别予以编号，稍晚的墓面积更大，为三号墓，被“打破”的为四号墓。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方辉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两座墓葬规格之高、面积之大、质量之精，在峡江地区考古中尚属少见。方辉提供的“汇报材料”中记录：三号墓东西长6.2米，南北宽4米，共出土各类随葬品79件，其中陶器有大小不等的罐、釜等，铜器有钫、盉、勺、镜等，器形有璜、带钩、料珠和料管等。四号墓东西长4.7米，南北宽2.7米，虽早年遭受盗掘，仍出土了包括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在内的随葬品39件，其中陶器有罐、釜等，铜器有鼎、圆壶、钫、盉、釜、甑、匜、勺、镜、剑和带钩等，玉器则有璧、璜和玉具剑等。大量精美珍贵的墓葬品令人们目瞪口呆，它们将古老而光辉灿烂的巴文化展现在现代人面前。

印证华夏民族多元性

高明的考古专家，能将“死”的墓葬品看“活”，能从简单的文物中“解读”出丰富的内涵。

方辉指着挖掘出的部分器物向记者介绍说，两座墓葬形制相近，虽然存在早晚关系，但从随葬物品特点观察，二者年代相差不会太久。四号墓的墓主人应该是巴国的一位高级贵族。该墓出土的器物，如铜盉、玉璜和玉带钩等，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但铜器中的钫、釜甑等，则是西汉时期的典型器物。由此推断，四号墓埋葬年代大致应为西汉早期。从随葬品组合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巴地的文化在全国进入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所体现出的趋同现象。如礼器中的铜钫、铜盉组合，与全国各地的造型几乎雷同。

不过，在墓葬中我们也能看到文化上的合而不同。比如出土的一组由铜铃、铜璜、料珠和盖弓帽等组成的棺饰(即装饰在棺外边的装饰品)，其中的铜璜8件，造型模仿的是玉璜。玉璜是人身佩带的装饰品，内地玉璜有双兽首或双龙首的，年代可追溯至史前时期，但四号墓出土的这一组铜璜却为双虎首，这使人联想到巴人崇虎的习俗。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人传说中的始祖叫廪君，“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以前学者们认为，春秋时期巴人铜剑上所装饰的虎形纹饰与巴人的虎图腾崇拜有关，从双虎首铜璜棺饰来看，这一习俗一直持续到汉代。

三号墓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此时虽然巴人尚未归于统一的秦王朝统治之下，但墓葬反映出的文化面貌已较多地反映出巴文化受楚文化和秦文化影响的痕迹。墓葬中出土的玉璧和龙形玉佩，体现的不只是人体装饰习俗，而且是深层次的信仰理念。

“考古学上的文化，是特定地域、特定时间由特定人群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的总和。用这个定义去界定实际发现的考古遗存时，常常会发现这种纯粹的、过于理想化的‘文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方辉告诉记者，“巴人和巴文化，其本身就是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混合体，并随着华夏族的一体化，最终被融入到多元的华夏文化之中。巴人族源来自太昊或黄帝的传说，反映的就是古代时期巴人对自身民族和文化的认同。华夏民族犹如眼前的这条长江，而古时众多的族群就像被她吸纳和融合的众多支流，众流归一、奔腾不息。”(赵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