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包容性是京商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吸纳各地商人经营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京商文化。

京商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没有兼容并包的特性就无法形成今日的京商。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院长王茹芹教授认为，与徽商、晋商等多为“走出去”的商帮不同，京商重在“走进来”。

历史上的北京是典型的移民城市。金以来，历次朝代更迭都带来大量移民。以明代为例，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北京地区至少有6次重要移民，包括大量商业移民。来自江苏、山西等地的商人很快在京建店置铺，使各地商货产销于京。永乐帝曾将南京“太医院”的医师，迁至北京另组为宫廷服务的“太医院”。同时，原在南京开药铺的不少店主，也随之移民北京。这样，明朝时在北京就开设了不少药铺。现在我们已知的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企业鹤年堂，就创立于永乐年间。

来自国内不同地域的商人，以各自的经营传统，掌控了北京城不同的商业行业，使北京商业街成为国内各地品牌商业集中之地。例如，山东人主营行业为饭馆，代表字号有正阳楼、东兴楼、天福号、泰丰楼等；浙东商人主营行业为药材业、银号业，代表字号有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永安堂等药铺，恒和、恒利、恒源、恒兴等银号；徽州人主营行业为茶叶、粮食等，代表字号有吴裕泰、张一元茶庄等。

深远厚重的儒家文化造就了仁德为本、注重诚信的京商文化。王茹芹认为，北京是名臣名士集中之地，北京独特的文化土壤涵养了京商，并使之成为国内商帮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典型群体。

大量文人士大夫生活于北京，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与京商发生各种联系。而京商也因为与文人结缘而更具墨香、儒风。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仅就京商字号的牌匾、楹联而言，“六必居”的牌匾出自明首辅严嵩之手；“荣宝斋”的匾由清末状元陆润庠所书、“茹古斋”匾为翁同龢题写、“悦古斋”出自学部大臣宝熙之手。

京商的不少经营者本身就具有文化人的身份，王致和、一得阁的创始人都是会试落第的举人。许多官员也经商，如内联陞的开店资金就来自一位姓丁的京官；在明代，据传连严嵩家里都开设店铺。文人经商，很自然地将所信奉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理念应用于商业经营。

京商在经营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能自觉将儒家文化与诚信的商业文化结合。同仁堂抱定“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经营宗旨，制定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堂训，深刻反映了儒家伦理和文化对京商的影响。在京商字号中，如今尚存的以“仁”、“德”命名的字号众多，如“全聚德”、“南庆仁堂”、“仁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