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官民沟通的新手段

在相对虚拟、隐秘的互联网上，很多人平时在现实社会中不敢说、不方便说的话与事，往往都能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各级政府官员面前。这些海量、及时、真实的网络原生态信息，不仅使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同时也对各级政府的执政方式和智慧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微服私访与网络问政有本质性的不同，微服私访的出发点是源于统治者对于现有体制和官员的不信任，而网络问政是源于政府需要倾听更多信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顾平安对本报记者表示。

顾平安说，网络能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希望现代官员学会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的平台，更好地了解民意、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在这样一个日益网络化生存的时代，各级政府官员不仅要积极顺应这个时代潮流，更多利用互联网去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更要逐渐将这种科学、优秀的运作模式明确化、制度化、纵深化，使网络民意最终在现实的公共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展现出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专家对于“网络问政”都持肯定态度。

“虽然网络上不乏真实的原生态民意，但网络本身的虚拟性既是其先天优势，也是其内在缺陷所在。”毛寿龙表示，网络具有匿名性、随机性、低成本、低风险的特点，故民众很难承担责任。

“网络针对的主要是偏年轻化、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所以网络问政不能忽略非网络群体的存在，如老年人、低收入者、农村群体。”毛寿龙提醒说。

对网络这个载体，各级政府官员无疑应该有一种相对理性、冷静的态度，有一个相对更为系统、科学与合理的甄别、筛选过程。

网络问政应制度化

专家们一致表示，网络问政，为网友表达释放自己的真实意愿提供了快捷途径。网络只是一种工具，网络问政的意义不在于问政本身，而在于对民意结果的运用，要确保民众反映的问题、贡献的智慧能够被运用到实践当中，从而让网络优势切实转化为执政的“生产力”。

“问就比不问好，但要搞清问和行的关系，要注意问了以后怎样去行，怎样去反馈和互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虚拟网络世界美好的东西，只有最终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对接，才能更多地展现其内在优势与魅力。”毛寿龙表示。

“什么问题可以问，如何来问，问了以后如何回应，必须要有一个制度化的程序。假如你不问，民众是否可以问你？要有问责机制，问要和反问相结合。如果你不问，或是问的方式不对，或是虚情假意地问，问了后不行动，民众就可以反过来问责你。”王锡锌认为，网络问政应该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如果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或许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了。

“回复和处理情况建立问责机制由市民和网民进行监督并以此作为部门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王锡锌建议。

“网络信息只是政府部门考察民意的一个途径不能无限扩大网络功能。”北京市京华律师事务所吴承德对网络问政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网络问政还不是法律途径并没有法律规定政府领导是否有义务或必须就网络声音进行回应、解决等。

毛寿龙表示，互联网跨越了地域疆界，突破了组织界限，实现了党和政府与普通群众的直接沟通，是对传统执政方式的有益补充。只有上网的官员认真对待来自底层的草根民意，并最终通过有效的执政程序，将其内化成一种良性的执政思维与行动，才能真正把互联网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执政“生产力”，才能充分展现互联网的内在魅力。■本报记者 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