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弘：总部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著名总部经济专家赵弘在第三届亚太总裁与省市长国际合作大会上演讲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总裁，非常高兴在亚太总裁与省市长国际合作大会与大家做交流。我讲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简单地把总部经济的一个思想，为什么提出总部经济和总部经济概念做一个介绍，第二个怎么推动总部经济和总部经济的发展，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第一个，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我们知道中国接近三十多年的发展，有几个力量作用着中国，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快速的城市化，一个是越来越深的国际化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化的发展。市场化、国际化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结束计划经济，资源还不充足的过程当中，地区发展、企业发展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资源配置是按照行政手段来进行的。比如说人才没有多少权力进行选择。但是，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面对的问题完全是供需双方的自由选择。我们发现资源在流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现象，这是经常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人才，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他们的流动呈现几个规律：一个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大批的人考大学，出来以后很少回去；第二，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很多人追求从小城镇，小城市向大城市聚集；第三，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少数从中国流向国外。这个流动趋势我们司空见惯，也不应该有任何评论，但是其带来的问题是我们不容回避的。

    第一个问题，首先是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我们的企业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是几乎不存在的，因为在中国，目前来说与其说是人才总量不足，到不如说人才的结构矛盾更加突出，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空间结构上。在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包括广州有很多人才聚集，很多人所学的未必是我们喜欢的专业，但是为了留在这个城市，为了取得城市的优越生活环境，我们愿意这样做。但是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那里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他们的发展确实需要人才，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总部经济到今天，我已经研究了十年，因为正是十年以前，在山西一个小城市的一个大企业老总给我提了一个课题，他就认为我这个企业在这个地区实在是没有办法，所有的努力都不能解决我遇到的困惑，因为这种困惑是地域带来的，并不是企业不努力。经济学有没有一套办法，有没有一套理论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四个化”的背景下，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企业面临人才的挑战。

    第二个问题，今天有荔湾区、天河区的官员来了，我们政府也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原有的生产不足，在快速城市化过程当中被城市包围起来，工业变得不合时宜，成本越来越高，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制造业空心化，成为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必然的一个趋势。但是制造业出去了，经济怎么支撑，城市的支撑点在什么地方，城市经济抓什么，政府很困惑。

    我从十年以前提出一个问题，在2006年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因为研究北京经济，研究北京经济转型，北京、广州现在面临很多结构转型，实际上北京最早面临这个挑战，作为首都城市，如何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协调，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在城市的核心区，有一些企业，它的功能是比较特殊的，不像经济学上所描述的一个完整的企业，大门进去了，前面一个总部大楼，后面是车间工厂，这是最典型的，最传统的模式，但是在北京中心城区里面，在写字楼布局的是什么呢？企业的总部，研发、设计、营销、资本运作、战略管理、品牌管理等等功能，他们的生产功能并没有在写字楼里面，甚至没有在北京的中心城区，这种现象用什么描述它，揭示它？所以在北京的总部和生产制造在空间上的分离造成的这种资源配制的模式（特点）。经过几年的研究，我们现在对总部的理解应该从三个层面：

    第一个总部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因为这种普及越来越广，尤其是网络化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去没有信息网络，企业很难做到把总部和生产制造在空间上分离，只有少数规模特别强大的跨国公司，才可以把一些完整的成熟的生产线转移出去，实现这种空间布局。但是现在信息网络的出现，使得规模不是很大的企业集团（公司）都可以这样做，不但在国际上跨国公司这样做，而且在中国很多企业开始把总部和基地进行分离，当然分离的动机就是我前面讲的，两个趋势。一个是市中心的制造向郊区或者向周边的中小城市迁移（移动）。另一方面，处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把总部向大城市迁移。不管什么模式，但是两种模式的结果都出现了这种空间分离，这种空间分离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经济学，过去没有人专门揭示它，总部经济就是要揭示以企业为总体，以企业在空间上的分离以及取得两种资源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第二个理解，它是中心城市的一种经济形态，区长、市长们关心的就是这个形态，没有一个工厂接一个工厂，而是写字楼一个接一个，消耗的不是物资资源，使用的不是蓝领，而是高级白领，产出是一种服务和质量，企业之间不是物理形态的配套，而是一种服务的配套，从经济的影响看，它的影响更好，它的总部在这里，它的制造遍布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这种经济形态恰好是城市、政府做经济工作的抓手，我们吸引总部、留下总部，总部带来服务业的发展，这是城市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第三种理解，它是企业的发展形式，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总部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取得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这种发展是不是很快？这种模式不但跨国公司可以用，国内很多企业都是用这种形式发展。

    总部经济，概括一下，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实现“三赢”。

    企业发展是根本。它是低成本获取了战略资源。资源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战略资源，高级的研发人才、营销人才、资本运作人才、战略管理人才、信息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些资源恰好在城市；第二类资源是常规资源，土地、能源、设备、材料、蓝领工人，也就是物化的最基本的要素。这两种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在大城市战略资源非常密集，常规资源非常稀缺。反言之，在城区常规资源非常充足，而战略资源不足。企业按照这种模式发展，首先取得低成本的战略资源，第二，总部在大城市提出品牌价值，一个城市有品牌，一个城市的区域也有品牌，比如CBD，企业在CBD里面，在广州，显然比内蒙或者山西一个很小的县里面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第三获取大型的生产型服务业及会计师、律师、金融保险，这种在大城市很密集。第四，取得创新的能力，企业的发展根本是创新，只有这些人才取得以后才能转型，最后实现企业的发展。

    企业按照这种模式发展同时带来两个发展。第一，为总部所在的城市带来发展，要把一部分税收交给总部城市，它的发展带来会计师、律师这些服务业的发展，这些高级白领个人消费，公司的各种活动要在城市消费，同时带来一定的就业，同时给城市带来很多的无形资产（社会资本），大城市取得发展。与此同时，因为在大城市不能做生产，它的研发成果、生产必须安排在中小城市或者欠发达地区，也带动这个地区的发展，因为它的投资增加，产业发展，税收也增加。因为在生产环节的增值税必须留在当地，税收也增加，产业城市进一步发展，也具备了提升城市水平的积累。

    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蓝星清洗”，当时从96年从兰州迁入北京，资产5亿元，2005年集团资产达到300亿，销售额300亿元，10年扩张60倍，在兰州是很难的实现，只有在北京才可以实现。现在有3家上市公司，在国内拥有25个工厂和4个科研机构，在国外拥有15个工厂和7个研发和技术服务机构，营销网络遍布全球140多个国家。蓝星集团不仅对北京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带动了位于全国各地的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的发展。

    第二个内容，总部经济推进城市经济转型。我认为，第一个我国许多城市面临严峻的经济转型压力。这个压力，第一条来自于全球产业分工。30年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中国从总体上来说担负着全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这样的角色，使得资源消耗过大已经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罗技鼠标苏州生产厂，它的售价是40美元，但是构成大家可以看到，品牌8美元，分销商15美元，零部件供应商14美元，留给中国的也就仅仅只有3美元了，包含工资等各种各样的成本全部在里面，大家想想3美元还有多少利润。实际上不仅如此，耐克公司在中国有128家授权生产商，一双售价300美元，在中国的生产价格只有10美元。

    如果我们的企业在全球当中都是这种分工地位，我们资源消耗的压力恐怕是中国难以支撑的，现在出国买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但是中国的资源，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资源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都在平均水平的1/3左右，但是大家要知道，全球消费是中国不堪重负的问题。

    第二个，中心城市面临严重的制造业“空心化”，我们发展什么，怎么发展。这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城市，这些年工人成本的增长，成本在不断增长，很多制造业在城市里面已经没有优势，要转移出去，甚至转移到越南等等其他的国家。我们的产业做什么？我们的经济怎么发展。

    第三个压力，我们产业结构低端化制约经济集约化程度。第二产业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环节，做生产、研发、品牌、售后服务，不是我们在主导，我们的单位面积产出很低，集约化程度很低。不要说跟美国比，跟香港比我们的差距都很大，跟新加坡相比我们的差距也很大。

    第二个观点，总部经济是推动城市转型的重要模式。

    首先，总部经济推进制造业向高端环节延伸和升级。总部经济对制造业可能效益更明显，当然，也适合于服务业，那么，在制造业环节当中，我们的两端是附加值最高的，过去是在低端，中间环节，现在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实际上在向两端提升，把终端环节，在我们这里做没有优势的环节转移出去，在其他地方成本很低，仍然有优势，形成一种新的分工。

    第二，总部经济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我们做了一个市政的研究，北京在全国建立了十几个研究基地，广州越秀区是第一批认定的研究基地，我们通过越秀，青岛的市南区，南京的古龙区，北京朝阳区、海淀区等等全国6个城市，9个区，300多个调查发现，这些区域对服务有极强的需求。比如要投资，对银行、证券有很强的需求。要做战略决策，对决策需求有很强的要求。要运营，对会计、审计、法律、中介等这种服务也有很强的要求。要研发设计，要有很高的技术水平、科技交流，对服务业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同时，员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等服务业也有很强的带动。营销，需要广告、物流配套的带动，我们算了一下，接近10%，也就是说销售10亿的企业，服务支出就要达到1个亿，20亿就要达到2个亿，比如某个集团，广告、论坛、会计、审计、咨询等达到1.2亿/年，所以总部对服务业的带动是很大的。

    第三，总部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集约化水平。

    比如北京金融街是金融总部很集中的地方，今年前三季度实现了700亿，去年是650亿（全年），留给区里面的税收占到全区总税收的56.8%。比如CBD，这个地区入驻企业达4385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2家，跨国公司600余家，拥有经商务部或北京市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0多家，CBD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

    总部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大城市发展很快，但是中小欠发达地区矛盾是很大的，结合经济发展和区域统筹，要找到抓手，怎么统筹，通过什么手段和方法统筹，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总部经济能够担任这样的角色。我自己判断总部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大概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我们进入第一个阶段，通过担当跨国公司生产制造基地角色，介入全球总部经济链条。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是制造角色，通过这样一个角色，我们得到发展，城市得到发展，珠三角地区，很多地区都是从制造开始的，不管怎么样，城市发展，老百姓富裕了。但是现在面临着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在中国范围内形成以总部经济模式实现资源再配制。因为中国范围很大，发展差异很大，这种发展差异既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另一种模式进行资源配置，如果很穷没有办法，如果城市资源一样富也没有办法发展，只要存在地区之间的明显差异就可以按照这种模式发展，这种发展可以使中国资源效益最大化，也可以使利益最大化。因为在中国确实存在某些产业或者某些行业存在着总部和制造基地利益分布不均衡，第二阶段可以取得更大的收益。

    第三阶段：通过在海外布局生产制造基地，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总部经济链条，获得更大收益。

    我认为中国总部经济还处于第一阶段，一些中心城市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今后要积极力推我国总部经济进入第二阶段的发展。有条件的企业要把生产制造功能转移到海外，形成新的全球链条的分配格局。

    这个思路和总理提出的思路是一样的，我们叫做“木桶原理”，欠发达地区千方百计的挖人，给别人高的待遇，但是挖来挖去，密度也达不到大城市的水平。所以说，总部经济有一个新的思路，在大的范围内形成一个木桶，取得更多的资源，从外部取得更多，不是做加法，这种优化配置的收益会更大。而这种配制突破了原来政府之间的合作，我们讲过去合作很困难，一个项目要么你要，要么我要，到你这里，到不了我这里，这种恶性竞争非常明显，但是总部经济是一种新的咨询配制，以市场经济为联系，并不是以政府推动，这种合作更容易在区域之间展开，进而实现。

   谢谢大家！

附：赵弘先生简历

赵弘，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会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总部经济、产业经济、科技创新、企业战略等。

    赵弘研究员在国内首次提出“总部经济”的理论，出版我国第一部经济理论专著《总部经济》，主持编写我国第一部总部经济蓝皮书《2005~2006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