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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并未全面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减排责任和资金问题分歧难以弥合,您认为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是否会重蹈覆辙?
索利曼:我认为,哥本哈根会议的参与程度没有达到应有的量级。比如中方的参会等级就不如预期。但这次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已经充分参与到了最高层级的讨论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我们对于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各国在支持绿色气候基金的行动上表现得更为坚定,这一基金已经开始运转,并在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就像不久前在赞比亚利文斯顿,绿色气候基金理事会批准向非洲、亚太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多个减排和适应项目注资,这些项目包括秘鲁的“建立湿地复原力”项目,马拉维的“加大现代气候信息和早期预警系统使用规模”项目等,它们是首批得到该基金注资的项目。
因此,今年的情况与当年在哥本哈根时完全不同了。
实际上,哥本哈根是最低谷的拐点。2010年坎昆会议达成了一份折中、平衡的协议,2011年的德班协议给出了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时间表,让《京都议定书》延续了生命。而今年的巴黎会议则有望达成2020年后新的国际气候协议。如果这样一份协议真能产生,下一步就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了。
记者:巴黎气候大会能达成协议的关键因素在哪里?
索利曼:最重要的是,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超级大国还是新兴经济体,能够走到一起,不仅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要能采取实际的行动。一份强有力的协议需要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认为2度温控指标就是一个很好地提议。并且,为了真正取得共识,我们或许不应该把需要承担的责任看成难题,而应该看作是一种机遇。
在未来,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模式一定是环保的、能够创造就业的绿色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能够吸引全世界优秀的人才,成为推动城市和国家发展的驱动力。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必须直面主导当前经济发展的最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