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国家财富、国家力量与国家健康是支撑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三大本质要素和独立变量，是国家生命历程中所追求的三个有逻辑顺序的、阶梯跃升的国家目标境界，三者既相互独立，缺一不可；又紧密相联、相互影响。财富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力量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保障，而健康则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目标追求。在不同的时代，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国家对三者的诉求是不同的，呈现出“财富型”、“力量型”、“健康型”的国家形态。既不能将财富不等同于力量和健康，也不能将力量等同于财富和健康；健康不仅表达为财富与力量的平衡发展，财富与力量的适时转化，而且更集中地表达为对财富与力量的变革和升华。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善于将财富释放为力量和健康，将力量服务于财富和健康，将健康转化为力量和财富，实现三者之间平衡协调、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这才是是国家永葆青春、健康长寿的核心秘籍。

国家健康的内涵和标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国家健康表达国家向其理想运行状态“零距”逼近的一个过程。若以今天国家健康的内涵和标准去审察历史长河中的国家发展，那无疑是非常苛刻的，而且也是不科学的。探讨历史上“财富形态”国家、“力量形态”国家、“健康形态”国家之间自我演化、相互交锋、相互转化等蕴涵的内在规律，阅读各种形态国家交织演化所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的道理，国家发展和治理模式是否根植于本国传统和国情，是否适应当时历史发展和变革的方向，是否站在时代发展前列、引领时代发展潮流，是国家健康与否的核心判据。中国宋王朝和苏联为我们提供了典型例证，中国宋王朝是一个富裕文明的“财富形态”国家，但“宋朝模式”既不属于那个时代，更不属于当代的健康国家，因为它没有意志和能力将国家财富转化为国家力量，也没有把国家财富投资于国家健康，获取国家“健康红利”。苏联是冷战时期的一个超级帝国，属于典型的“力量形态”国家，但它不是一个健康国家，因为它没有意图和能力将国家力量转化为国家财富，将国家力量服务于国家健康，而是迷信武力，追求霸权，透支了国家健康。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致走过了三个不同的生存与发展历程。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的30年之中，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谋生存”、“求独立”，“不挨打”，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和治理的基本战略取向是建设“力量主导型”国家；从1978全面启动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的近20年之中，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谋发展”、“搞建设”、“不挨饿”，因此，“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是国家战略的主题和核心，国家发展和治理的基本战略取向是建设“财富主导型”国家；迈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科学发展理念和思想，引领中国发展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它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超越传统的“财富形态”国家和“力量形态”国家的发展和治理模式，正致力于建设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健康型国家。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家健康状况总体呈现“达标—成长”特征。中国国家健康指数在45个国家中列第13位，不仅居发展中国家之首，高于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诸多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且中国国家健康态势呈现出持续、快速、成长的特征，它标志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正迅速由传统的“财富型”和“力量型”国家向“健康型”国家转型和跃进，成为国家健康的实践者、先行者和示范者。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国家进取精神、国家责任、经济活力、社会凝聚力等构成了国家健康的“优势要素”；而国家反应能力、调控能力、创新能力及资源安全、环境友好等构成了国家健康的“劣势要素”。特别是2003年以来，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以获取国家“健康红利”为战略突破口，优先关注国家健康、投资国家健康，初步实现了“国家财富的创造”、“国家力量的培育”、“国家健康的保健”三者的有机统一，初步实现了国家“健康红利”、“发展红利”、“和平红利”的整体优化，初步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健康”三者的协同演进。

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发展已站在新的起点、跃上新的平台、步入新的阶段，历史预示我们，中国正迎来一个崭新的历史盛世，我们相信，具有中国特色、植根中国传统的国家健康发展之路，必将成为引领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一个榜样和典范！（摘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健康报告》 杨多贵 周志田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