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星：1941年生。现为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建设部专家委员会成员周一星。

记者:“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7%,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城镇化问题的专家,你怎样看待这个目标?

周一星:这是国家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城镇化率的目标,是继“十五”计划第一次把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后的又一个新的举措,说明国家对城镇化的重视。47%的目标是可以接受的,如果2005年的城镇化率是43%上下,那么未来五年达到47%,平均增长速度为0.8个百分点,不到1个百分点,相比1995年以来的每年1.43—1.44个百分点的超高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目标速度。我以1982年和2000年的城镇化水平作为基数,根据国际上常用的城镇化水平模型计算,预测中国2010年的城镇化率的理论值应该在46.5%左右,所以我说47%是可以接受的目标。

对城镇化未来发展的估计一定要建立在对现实城镇化增长水平的正确分析上。从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连续八年以超过1.4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对中国来说这是非常高的速度。因为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比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要大,我认为这样的超高速度是在“五普”以后为了和以前的数据相衔接而做的数据修补中产生的,1995-2000年间每年1.4个百分点的增长中仅仅因为口径修补就占了大约0.9个百分点,实实在在的增长大约是0.6个百分点。世界城镇化一般的年均增长速度在0.3-0.5个百分点。

我通过理论预测和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岗位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三个方面的实际验证,我的基本观点是21世纪的头20年我国的城镇化仍然会以较快速度增长是肯定的,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比较正常,有把握实现,超过0.8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个别年份达到1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超高速的、有风险的,连续多年的1.4个百分点是有水分的。在正式场合我给国家的建议是以0.8个百分点增长比较适当。这是我判断47%可以接受的另一个原因。

记者:通过这五年城镇化的发展,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情况会怎样?

周一星:近于无穷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与有限的城镇吸纳力是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矛盾。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由于长时期的限制农民迁移,甚至一度让城镇人口反向流入农村,转嫁城市的困难,结果,积累了过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向城镇转移。如果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既定目标,今后五年每年将需要有大约一千四五百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出来。要让这些人在城镇有工作可做,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如果这一步达到了,那么下一个五年中我国就能实现基本城镇化的目标,总人口的一半能享受到城市文明,经济上也接近甚至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城镇化的基本矛盾会有相当的缓解。根据我国的国情,考虑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资源的安全,也许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必像有些发达的小国那样,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那样一路攀升,而可能在达到60%后就进入后期缓慢增长。

我学习“十一五”规划纲要,认为中央对城镇化的理解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将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我国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不重视城镇化,严格限制农民的迁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分散非农化的乡镇企业大发展时,又浪费了许多城镇化发展的大好机遇,使城镇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过去只是把城镇化理解为单纯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问题,把城镇化道路理解为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镇的问题。现在,中央是从全方位来理解城镇化的丰富内涵,深入到了城镇化的精髓。意识到了城镇化过程首先是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解决城镇化问题不仅是建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城乡二元体制、缩小城乡差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从多个层面来解决问题。通过扩大城市就业岗位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城镇化的主要途径,这是需要首先肯定的,但这并不是唯一途径。城镇化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从城市层面来解决,也需要从农村层面来解决。通过发展农村,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可以减小农村人口对城市的冲击,也有助于解决城镇化的基本矛盾。城镇化本来就是既有农民进入城市的直接城镇化,也有改善农村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养的间接城镇化;既有看得见的城镇化,也有看不见的城镇化。中央下决心免除农业税、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应该把它们当作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实际措施。

记者:在今后五年的城镇化进程中,你认为还应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周一星:自从“十五”计划提出城镇化战略后,各地对城镇化率攀比得很厉害,地方领导人把城镇化率当作GDP、吸引外资的指标一样,都是要考核的政绩,一味盲目地提高城镇化率,不少省份年城镇化率增长超过1.4个百分点,有的中西部省份甚至超过2个百分点。其实城镇化率并不是越快越好,它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岗位的增加来决定的,过分强调城镇化率,会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找不到工作,会带来城市就业、治安、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有过教训。好在前些年我国的超高速城镇化是有水分的,真要有这么快是难以想象的。现在提出了城镇化发展指标,虽然使大家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但是我觉得更要谨防各地刮盲目攀比城镇化率的风潮,要提倡实事求是,做扎扎实实的推进,不要玩数字游戏。

现在有人还在争论中国的城镇化是走大城市发展道路还是中等城市发展道路还是小城镇发展道路。其实,这些观点已经过时了。城市要发展还是要控制,根本因素不是由人口规模决定的。我和规模政策争论、斗争了20多年,城市规模和经济效益是弱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又是动态的,中国庞大的城镇体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各有自己的作用,功能互补,都不能缺少,应该协调发展。现在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以前“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大大前进了一步。

记者:那么你认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

周一星: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概括。我初步认为,从我国国情出发,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应该是城乡关系良性互动的城镇化,是速度、规模适度有质量的城镇化,是多样化因地制宜的城镇化,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城镇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城镇化。（记者 张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