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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政府成功创造了以“中国制造”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那么在未来中国可能要通过“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来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您能否谈谈对建立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
答：您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问题，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中国制造”的阶段，这是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但有时我也为此难过，中国出口到外国的产品，大部分利润被外国企业拿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品牌。一双男士高筒袜，如果用外国的品牌可以卖8美元，但中国企业只能得到1美元。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科技创新的转变，是人的智慧和才能的发挥，是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我担任总理的8年来，先后制定了三个规划，一个是《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一个是《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还有一个《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这三个规划是走向“中国创造”的基础。
第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我们很多传统产业需要改造，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且在改造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中国创造”、“中国标准”和“中国品牌”。
第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已经确定节能环保、信息、高端制造等7个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在这7个产业当中又选定若干优先发展的领域，我们一定要努力在这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能力。
服务业的发展反映经济结构，特别是一、二、三产业的结构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与生产密切联系的服务业，还有公共服务业、金融服务业。请企业家们注意，有两个领域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巨大潜力之所在，一个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现，蕴含着巨大的服务业发展潜力。第二个就是公共事业的发展，比如教育、卫生、医疗等。
我还想强调一点，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绝不会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农业的现代化也势必带动乡村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力。
问：在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中国政府公布了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指标，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为中国实现在“十一五”规划当中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增加了难度。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实现有关减排目标？
答：你问到了我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前四年，我们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5.6%，但是我们定的计划是在五年内下降20%左右。今年一季度，单位能耗没有减少，反而有所上升，这是由于我们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一些高耗能的产业盲目发展，我们比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采取了措施。因此，上半年单位能耗水平实现由升转降。但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确实有很大的困难。
我们已经制定了在今年下半年减少高耗能企业的指标，这其中包括淘汰小火电、小钢铁、小水泥等高耗能企业。我们不惜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对待这个问题，而不使这项工作流于形式或者弄虚作假。明年3月份，我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交代，而且向全世界作出交代。我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应该做的努力我都会做到。
问：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不断增长，但伴之的是增长更快的土地城镇化率，通过对农村土地，甚至是耕地的再利用等一系列手段，现在中国城市的人均综合占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10－130平方米。有人说，这样提高城镇化率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答：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大约是46%，但是这些年确实出现土地城镇化超过人口城镇化的现象。一些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发展，忘记了自己的国情，热衷于宽马路、大广场，大量占用农田。许多城市原有的郊区农田、菜地，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还可能出在农业上。而农业的问题，最重要的可能出在土地上。因此，我们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突破，这不仅维系着十多亿中国人的生存，而且还维系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固然与有些地方领导的观念有关，但根本上是同制度有关。
制度当中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农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第二条就是我们现有的财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土地财政”的现象。也就是说，多用地可以多增加财政收入。这就造成了一手从农民那里廉价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价卖给开发商。而宽马路、大广场又表现出自己的所谓政绩，这又同官员的考核制度有关。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