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说：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

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后十条》修正草案，简称第二个《后十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二月提纲》。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1966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1966年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康平路事件”。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此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同志，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指责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7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969年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