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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201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61华诞。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既是一部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强盛和中国人民自由、民主、幸福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坚持反腐倡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发展史。
站在今天的境况下，回首60多年来的中国反腐路，是一条从无到有，不断完善，从运动式到制度化的道路。
“我党无论是在幼年时期还是执政时期始终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但是党对于党内腐败的严重性以及寻找如何抑制腐败发展趋势的途径、方法、对策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探寻一条如何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做的工作。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运动式反腐初试水
翻开中国的历史画册，不难发现，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可谓贯穿上下，一直是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
林喆认为，在建国伊始，对于反腐，第一代领导人就保持了高度清醒的头脑。
“毛泽东是极了解中国社会的。他清醒地看到，管理这样一个分散于辽阔疆土之上、尚处贫穷的人群，要引导他们走向富裕之路，其工程建构是何等的巨大且艰难。因此，毛泽东选择了所有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管理形式，但是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另一面，要保证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管理系统有序地快速运转，就必须纯洁和疏通权力运行的每一环节，使之不受阻碍。”林喆说。
为此，毛泽东始终对权力的腐败及行政机构官僚化的可能性，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和警觉。
1949年3月5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极其严肃的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的担心很快成为现实。建国不久，1951年11月，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揭露出的一些干部贪污、浪费行为的事实使中央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表示，“严重的贪污案件的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次年2月10日，中央高级干部，原天津地区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因“盗窃国家资财，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于河北省保定市被处死刑。
“我专门到天津看过他们的展览，作为当时的地委专员的他们，办公条件很简陋，上面有他们获得的各种功勋和受奖情况，因此让我很受震动。刘、张二人作为高级干部被判死刑，被称作‘新中国第一枪’，这实际上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反腐败的决心。”林喆说。
两个月以后，中央政府就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整治贪污条例》，之后便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
据林喆介绍，运动中所统计出的数字是让人震惊的。东北、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五大地区的统计数字为122万，在当时被称作“被糖衣炮弹打中的干部”。之后，从1956年到1964年之间，中央政府前后三次集中力量开始反腐倡廉运动。平均每隔两年就开展一次反腐败运动，而且每次运动都长达一年。
“毛泽东时代，基本上采取的是这样一系列运动式的方式来反腐败。而当毛泽东发现一系列的措施都难以奏效时，他选择了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阴暗面的政治运动形式，后来的发展方向违背了他的初衷，其教训是深刻的、全面地。”林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