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 “21次降价,数百亿元金额,为何还是难觅低价药?要从根本上遏制‘看病贵’,坚决刹住药品‘降价死’、旧药换‘马甲’现象。否则,今天的降价,就是明天新一轮的涨价。”全国人大代表、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董事长王晶如是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医疗服务群众不满意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委员对药品“降价死”现象的热议。
降价药换上新“马甲”
据发展改革委的数据,自1997年至2006年,国家对药品的降价次数已有19次,涉及金额近400亿元,加上今年的2次降价,降价次数达到21次。但人们市场上很难找到“降价药”的踪影。
王晶拿着一叠材料告诉记者:“网上有一则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讲的是浙江杭州市天天好大药房的事。说政府明令降价,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70%早已无人生产。这家在杭州较有影响的平价药房开业3年来共采购药品2万多种,目前只剩下9000多种在正常经营,其中有3000多种药因降价而不见踪影,阿莫西林等常用抗菌素药都进不到货。”
“这些降价药到哪里去了呢?大部分降价药经过改头换面,重新流入了市场。这些换了‘马甲’的所谓新药,只是改个剂型、换个包装、变个规格,或者改变一下给药途径,价格却凭空翻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王晶说。
药品“降价死”三大病因
药价为何“一降就死”?为何换个“马甲”就能起死回生?代表委员们认为关键原因有三个。
一是流通环节多,流通成本高。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说:“据我了解,我国的药品流通环节有6个至9个,而国外一般是2个至3个。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往往加价200%-500%。卖药的人比吃药的人多,患者挨宰,药厂获利有限,大部分利益被流通商攫取。”以奈替米星为例,0.1g×2ml的剂型,医药公司底价4元,医院进价19.4元,医院零售价就达到了24.5元。降价药利润空间小,各环节无利可图,经销商自然不愿意经营。
二是以药养医的制度沉疴。全国人大代表、新乡医学院教授和瑞芝说:“目前大医院药品收入平均约占医院总收入的50%至60%,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一数字已高达80%至85%。在利益驱动下,高价药和‘大处方’成为医院和医生的必然选择,而那些利润少的降价药,自然被打入‘冷宫’,最后从市场上消失。”
三是新药审批流于形式。王晶代表说,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了1.9万种新药报批,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的新药报批数量仅148种。最近几年,市场上出现许多药品报批公司或机构,他们聘请有关官员和专家为顾问,按月或按项目发放“薪金”。通过这些公司或机构申请一个新药批文,如同变魔术一样将至少5年的正常速度缩短到一个星期至几个月。
值得期待的基本药物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肖建章认为,依靠行政降价解决“看病贵”已进入死胡同。他说,卫生部也承认,国家强令的药品降价措施,已经无法达到降低老百姓购买药品费用的作用,降价措施只是让一些低廉而有效的药品从市场上消失,并没有达到让老百姓用上低价药的目的。
代表和委员们对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持乐观态度。据了解,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列出一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对列入目录的药品实行政府组织的定点生产、统一价格、统一配送。2006年8月,国家药监局公布了《第一批定点生产的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目录》。2007年2月17日,国家药监局披露,我国已确定内地第一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和药品品种,10家大型制药企业被指定生产32种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
肖建章说,基本药物制度既要体现社会义务,又要遵循市场规律。如何让基本药物的生产和销售既能满足生产者有利可图,又能让患者从中受益,是基本药物制度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记者 令伟家、王宇、徐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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