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机构必须站在市场身边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将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但不会因此改变金融业改革的方向。

　　他还表示，监管机构必须站在市场的身边，在必要时采取措施，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

　　金融自由化：“小火慢炖”

　　在“金融改革与创新：风险与机遇”分论坛上，刘明康表示，金融自由化是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这一方向不会因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而发生调整。“没有什么会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道路，美国市场经历的一些波动给了我们更加积极的信号，因为我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但他强调，我国银行业改革会按部就班地推进，把自己该做的准备先做好，“快餐吃起来很方便，但是小火慢慢炖的东西才更好吃”。

　　“按部就班地推进市场自由化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瑞银投资银行全球副主席布里坦对此表示，在公司治理以及呆坏账处理、不良资产处理方面都要做好准备，才能进一步开放。

　　刘明康认为，金融行业的自由化改革，如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货币可兑换等，要分析利弊，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监管监控：站在市场身边

　　刘明康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有三个教训：首先，土地供应商和商业银行降低了按揭贷款的审核门槛。其次，把资产重复打包为一种谁都搞不清的产品，然后再给它证券化并卖给投资者。而投资者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个打包里面有什么东西，也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买这样的产品面临什么样的风险。第三，允许那么多人、那么多金融机构将杠杆比例保持在如此之高的水平，从而去实现短期利润的最大化。这样一种高负债率，会带来一些短期利润的增加，但同时也会使金融机构非常脆弱。

　　他说，美国次贷危机给中国的启示就是监管和监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寻求的也是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但是监管机构必须要“站在市场的身边”，随时做好准备。一旦市场主体不愿意或者无能力来解决问题的话，监管机构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这是社会的职责，也是监管机构的职责”。

　　刘明康表示，监管机构不仅要在国内和其他部门协调，还要通过国际合作来防范一国出现的问题或者危机扩散到其他国家。

　　在谈到政府是否应该救市时，布里坦表示，政府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应该承担监管的责任，但也不应该过多地干预其运行。如果政府直接干预金融机构运行的话，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会更高。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也认为，政府的责任在于用严格的监管来防范大型金融机构出问题，其中包括存款保证金制度，实际上是对客户的一种保证。一旦金融机构出问题，政府还是应该让它退出市场，以保证市场更有效率。

　　美林集团高级副总裁丘利拉利（Damian Chunilal）则表示，大型金融机构正常运作对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正常运作是非常关键的，必须考虑一下挽救这些机构的成本，并与不挽救的成本进行比较。

博鳌感受中国改革开放30年

　　新华社记者 周正平 王昀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本届博鳌论坛年会上，各方人士在各种场合，以自己的方式和眼光描述着中国的巨大变化，“不可思议”、“中国奇迹”、“历史性变化”等成为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

　　“热议”和“热词”的背后，是中国30年剧烈变革创造出的发展“奇迹”：2007年，中国GDP高达24.66万亿，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升为18665元，是1978年的49倍；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5％以上……

　　“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幅度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改变了世界。”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拉特里奇说。

　　30年巨变，并不只是数字和景象的大幅变动，更是一系列广泛、深刻的“变革”。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体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的伟大转折……一个古老的中国从此进入全球化、现代化的快车道。

　　人们注意到，改革开放30年带给中国的剧变，更表现在个人命运、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之中。

　　出席论坛的各国政要、亲历改革开放的中国企业家、分享了中国开放成果的外国投资者，以及深具影响力的学者，在论坛上表达了各自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观感和切身体会。

　　伊朗副外长穆赫森·塔拉伊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时说，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探索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发展之路，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并不容易，因此中国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必定有着深刻的意义与价值，各国人民都会从中受益，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可供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借鉴。

　　他们认为，中国当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改革开放，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了新的合作和发展的机遇。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年会开幕式上致辞说，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道德、经济、环境问题和科学挑战，中国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力推行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澳大利亚已经和中国加速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澳大利亚环境组织已经与中国的朋友进行合作，开发能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技术。

　　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对中国30年巨变，更有切身的体会。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是用渔船在海外找油，也不知道建个井架。”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说，从1960年到1982年22年时间，中海油只开采了不到9万吨石油，而从1982年至今的26年，中海油已开采超过4000万吨石油。

　　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表示，中远集团30年间，从一个年运量只有几百万吨的企业，发展成了目前全球第二大现代物流企业，未来3-5年，中远的目标是世界第一，中国物流企业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来自跨国公司的声音，也许更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世界多么重要。赢创工业集团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中国生产特种化工产品。在过去五年里，赢创德固赛在中国的销售已经增长了三倍，员工数量也从1000人增加到了4000人。赢创视中国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计划到2009年将大中华区的销售额提高到10亿欧元左右。

　　展望中国改革开放未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著名改革理论研究专家迟福林指出，进入新时期新阶段，面对新矛盾新问题，中国为取得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他认为，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实现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是以丰富和创新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从现实情况看，同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相比，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建设文明大国，提升“软实力”，需要推进文化的大发展。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文化权益，都对改革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提出要求；是实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