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总体升值速度明显加快、对美元升多贬少、走势波动对主要变量反应不对称。我们的分析发现，对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的主动性需求已逐步超越被动性压力，是出现这些新特点的关键。
新动态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新动态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因素发生了明显转化：被动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而我国当前主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需求也已变强，并且很可能已超过前者，这是今年人民币汇率出现新动态的主导性因素。
被动升值压力增大。如果人民币汇改之初的升值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话，那么自去年末以来，欧盟、加拿大等国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汇率增强弹性的行列，而且只有人民币汇率被当时的G7财长会议被点名批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IMF在去年6月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即2007年决定），并在去年末开始对我国进行审查。
以升值抑制通胀。升值对于抑制国内物价过快上涨具有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直接途径是通过降低进口产品成本而降低其国内销售价格；间接途径则是通过减少给定顺差下的外汇占款、减缓顺差增速减少国内货币投放、抑制外部需求减轻通胀的需求拉上压力等。
回顾历史，外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2003年就已甚嚣尘上。但日本在“广场协议”大幅升值后、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经济长期通货紧缩的前车之鉴（姑且不论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本身正确与否），一直令我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倍加谨慎。只是到了2004年出现明显通胀压力、标志着我国经济彻底摆脱通货紧缩阴影之后，人民币汇改操作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由此可见，从决定汇改的那一刻起，国内物价水平就一直与汇率问题纠葛在一起。出于与当时同样的考虑，完全不排除在当前物价上涨压力较大时，被当局将其视为加速增强汇率弹性的难得“时间窗口”。
经济主体对汇率波动的较好适应性得到确认。在升值初期，人们普遍担心我国利润最薄行业特别是纺织业的承受能力。正如我们早在2006年就明确指出的，简单、静态地评估企业对汇率变动的适应状况可能并不准确，企业对汇率变化的适应能力需要在动态中才能准确观察。
2003年1月-2007年11月的纺织业财务数据显示，从汇改到目前，企业亏损面明显缩小，由2005年之前的平均约23.5%缩小到2007年的约20.8%，下降了2.7个百分点；2007年11月份甚至只有17.0%。同时，全行业销售利润率则呈稳中有升态势。由2005年之前的平均约3.1%上升到2007年3.6%左右的水平，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
上述纺织行业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面前的良性反应，只是我国其他行业的一个典型缩影。对企业较好适应汇率波动的确认，大大减轻了人们对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担忧，从而使汇率弹性的增强步伐能够更加积极主动。
增强汇率弹性是应对金融风险的基本需要。今年初，易纲副行长在CCER“中国经济观察”的一篇演讲中对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国际资本流动性和潜在金融风险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资本管制在长期内是效率低下的，增强汇率灵活性，避免经济存在持续不均衡是有效应对潜在金融风险的关键。目前还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的次贷危机，很可能是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全球金融风暴的发端。如果这样，那么抓住有利时间窗口，在各方尚能承受的范围内尽快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就变得刻不容缓。因为国际货币危机史一直昭示：在一个僵硬的汇率面前，外汇储备本身并不足以成为可充分依仗的“弹药”，而更可能成为吸引“热钱”投机的“饵料”。
新形势下的政策含义
如果目前的人民币快速升值是为防范潜在金融风险进行的预安排，那么就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含义：
第一，模糊的目标汇率增大了热钱投机的风险，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对投机起到阻遏作用，因此应避免对汇率目标进行明确承诺。
第二，既然汇率弹性的增强对于应对潜在金融风险至关重要，那么央行就应该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主要汇率的波动区间。
第三，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避免经济主体受到过大冲击，就必须培育相应的汇率衍生品市场，为经济主体提供全面的避险操作工具。
第四，全年升值速度可能前快后慢。在美国次按“晕轮效应”的波及下，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将不断扩大，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也会日渐明显，特别是到第二季度末可能会变得相当显著。如果这样，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速度可能会受到抑制，从而在全年走出一个前快后慢的轨迹。
第五，避免在快速升值的同时加息。虽然在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利率上调一般总是与本币走强在趋势上一致，但是，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依然有限的情况下，应避免在快速升值的同时加息，使热钱同时获得利差和汇率升值双重收益。
与之类似，还应在汇率快速升值的同时保持资产市场（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防止大起大落给热钱造成资产市场的短线套利机会。
第六，外汇储备增长可能前快后慢。既然汇率升值前快后慢，那么热钱流入的积极性必然在上半年更高，再加上上半年出口所受影响较下半年小，就必然使得上半年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可能比下半年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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