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对立面”，使晚年毛泽东确立了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又红又专”新人的文化政策

毛泽东毕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涉猎古今中外人文社会学理，养成了深厚的理论造诣。到了晚年，毛泽东熟读中国经典古籍，从经史子集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思想启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娴熟和运用，可谓炉火纯青。另一方面，他一生也没有停止过研读西方文化书籍。“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很显然，晚年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更多地是当作“反面”的供批判用的东西的。在一次对党内干部的讲话中，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通过批判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晚年毛泽东为之奋斗的一项事业。在一届政协开幕词中，他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1954年，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上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 1957年，他又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毛泽东的文化建设蓝图，因此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府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方针，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和职位。1950年国家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把工程师、教授、专家、教师、记者、编辑等以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脑力劳动者划归工人阶级。从1951年9月至1952年秋，就实行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清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1956年初，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旋即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新中国的现代化和文化建设。

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化任务。八大召开之际，毛泽东提出今后要努力争取将中央委员会从政治中央委员会转变为科学中央委员会。紧接着毛泽东向全党干部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他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另一方面，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造就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他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支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习技术，学习业务，学习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引人深思的是，在毛泽东心目中，新型知识分子和作为中国现代化领导力量的党员干部要有共同的标准要求，这就是“又红又专”。他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 这都足见毛泽东对新型知识分子形象和作用的殷切期望。

或许是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西化言论使毛泽东深感不安，再加上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痛心疾首，还有受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影响，毛泽东越来越认为，在社会主义还未建成的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即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而知识分子非“红”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异常危险之源，因此，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所在。1957年3月，毛泽东主要从当时知识分子解放前受教育的性质着眼，提出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观点 ，从而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作了思想政治领域革命的对象，把思想政治领域的革命纳入到了“不断革命”的逻辑中。1958年1月，毛泽东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阐述中国的“不断革命论”。他说：“我们革命的步骤：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1949年就完成了。2.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1950年--1952年3年基本完成了。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将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1955年基本完成，1956年有些尾巴……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5.还有技术革命。1--4都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问题。……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实现了“真正大红”，这实际上是最为深刻的“文化革命”，于是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利用、改造，其中重点是改造。但是，这种政策在施行中却演变成把知识人作为“斗、批、改”的对象，开展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因此既妨碍了党员干部的知识化，又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的生长，而且忽视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兴起的科技革命潮流，忽视了发展生产力，从而丧失了中国科技文化革命的最好时机。

能够看出，至迟到1956年，在毛泽东的观念中，马克思主义早已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超越，旧知识分子即那些载负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人，当然应该是被改造的对象。此项改造是与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一道进行的，毛泽东是想通过塑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从而产生出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建成中国社会主义提供人力保障。动机是好的，方法是错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文化理念是片面；方向是准确的，步骤是激进的。因此，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与建设理想没能实现。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抛弃其中包含的远见卓识。（陈锋 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