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向春玲在云南听说过最多的一个村医的故事，而每听一次，向春玲的双眼都会盈满泪水。　　

她叫过团，云南瑞丽姐勒乡姐勒村卫生室治疗艾滋病人的傣族女村医。每天的工作琐碎而繁杂：频繁地随访病人，免费发放抗病毒药品，免费咨询与检测。没有卫生部门的编制，每月仅拿着200元补贴，还需靠自己的村卫生诊所治些其他病症补贴家用。

姐勒村位于云南最西部，与‘金三角’直接相连，瑞丽河水浅时，村民们挽起裤腿跑过去就可以买到便宜毒品。在这里，艾滋病就像感冒一样，毒品泛滥导致艾滋病交叉感染严重。　　

村寨里，谁家的房屋最破，这家准有人在吸毒；谁家的房前屋后杂草丛生，这家准是因毒品或艾滋病而家破人亡。全村5000余人，12个寨子零零散散分布在广阔的边境线上，村民90%以上是傣族。村里的吸毒人群占60%以上，艾滋病感染者近120人，有人说姐勒村是中国防艾形势最严峻的地方。　　

1989年，在姐勒村一个叫芒良的村寨发现了我国第一批HIV感染者。以后的10多年，艾滋病人事件被捂了起来，最终失去了最好的防治期。　　

给全村的艾滋病人发放免费的抗病毒药品、做随访，成了过团每天的主要工作。　　

2001年，德宏州组织艾滋病蔓延区的村医进行相关培训，过团作为防艾村医被重点培养。2002年，姐勒村成了中英艾滋病关怀项目的首个试点村，项目组让过团负责整个村项目的开展。　　

过医生是傣族村医，能与傣族村民无障碍交流，所以比其他医生更容易完成抗艾任务，但她依然困难重重。艾滋病人因免疫力下降易引发其他病症，可有些人穷得连最廉价的治疗费都付不起，最后只得由过团垫付。她丈夫为了她干这个既危险又累、没钱还不讨好的工作频频吵架。过团淌着泪对丈夫说：“这乡里乡亲的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等死，我这个医生，看不下去！”　　

2003年底，丈夫最终与她离了婚。顶着经济和感情的双重压力，过医生坚持了下来：“我的生活已与村里的艾滋病联系在一起了。病人们离不开我，我也舍不得他们。”　

2001年刚开始做防艾工作时，村民们见过团成天念叨“艾滋病”，以为她染了病，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愿意进她的村卫生所，令其陷入经济困境。　　

更受打击的是自尊。以前乡亲们哪个家里有喜事或来了贵客都会请过团吃饭。可她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一个乡亲贺喜的场合，有个老乡对她说：“你天天跟艾滋病人打交道，别也有这个病吧，别跟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了。”从此爱热闹的她很少参与这些场合了。

过团最自豪的是，2003年9月10日，在她的协助下，姐勒村新平寨成功诞生了德宏州首例母婴阻断的婴儿。好消息在2005年3月确定，因为母婴阻断婴儿要18个月后才能确诊有无感染。这个成功病例对德宏州乃至云南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意味着艾滋妈妈也可以生出健康娃。　　

“我不过是个农民医生，对艾滋病人的照顾是份内事。虽然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我从不后悔。”过团说，每当自己看到病人渐渐好起来，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有个卖菜的艾滋病人在接受帮助后病情好转了，每次他卖菜经过我家时，都会送上一条鱼或几个鸡蛋，那份心意真的让我感动。”　

“许多禁毒民警在缉毒工作中差旅费无法报销，生病、吃饭都成问题，许多侦察员都能拿出一厚摞无法报销的票据来。”

“经费不足是云南禁毒一大瓶颈。”向春玲直言不讳。云南之行，对向春玲的内心触动很大，她发现禁毒戒毒工作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经费的极度匮乏，向春玲呼吁整个社会来关注云南的禁毒事业，关注我国的禁毒事业。

“他们在透支生命。”向春玲最大的担心是云南的禁毒之路还能走多远。

在德宏，向春玲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为了侦破一起毒品大案，警方在获悉确切的情报得知毒贩要以60万人民币成交价交货，为了人赃俱获，侦察员便冒充下家与毒贩取得联系，伪装与毒贩交易，可是毒贩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们各方筹集资金，好不容易才凑了20多万元，但离毒贩要求的数字相差甚远，没办法毒贩最终没有露面，因为经费的原因，案件泡汤了。 在云南调研时向春玲发现，由于地方财政收入有限，许多禁毒民警在缉毒工作中差旅费无法报销，许多侦察员都能拿出一厚摞无法报销的票据来。

2005年3月，广东省公安厅长亲自带领广东省禁毒考察团到云南参观考察。在中缅边境直面德宏触目惊心的毒情，考察团成员震憾了！云南4060公里的边境线，竟毫无天然屏障！遥望着周边的崇山峻岭，目睹着眼前中缅两国村寨相连、山水相依的情景，他们深切地感到，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拉铁丝网、修长城都没有用！这些来自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警官，终于被长期为堵截毒品内流，在生存条件和禁毒装备都十分艰难的条件下，20年如一日顽强奋战，不畏流血牺牲的云南警察和百姓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握着同行的手说：“你们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