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效应”：

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

中国经济时报：谈到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就不能不提到“挤出效应”这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贾康：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近些年增发国债总体上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1998年后的几年间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可能具有某种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在国民经济运行明显走过了从相对低迷阶段向繁荣高涨阶段的拐点之后，我国的财政政策也实现了从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向中性导向的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型。今天，如果总结财政政策在应对亚洲危机冲击中的贡献，您会作何评价？

贾康：1998年之后应对亚洲危机冲击的中国，在财政方面，所进入的是一个将政策调控和制度建设都与阶段性的宏观调控目标与中长期的制度转轨紧密呼应的历史时期，而不论是其间形成的政策调控方面的经验、成效，还是制度改革创新方面的进步、扩展，都是值得肯定和总结的。

可以这样说，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和全球化取向的开放，伴随着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潮流，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刺激之下的其后十年间，于政府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财政政策、财政制度领域，实现了一系列更接近“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升。这种财政的综合性提升的根基，深植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的生成和发展过程；这种财政综合性提升所带来的初步成果的巩固，还将依仗今后相当长时期之内深化中国政府体系改革的不懈努力；这种提升在其所探索和造就的政府管理和运行机制方面，必然采取将人类社会的一切相关积极成果(如现代意义的公共预算)与中国转轨实践和国情特色相互结合的创新方式。(作者：单羽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