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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宏观上来讲，我比较担心的是宏观波动。任何国家都有宏观波动，为什么我们的宏观波动就令人担心呢，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我们的宏观波动的动力，不完全是经济的，而是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政府行为。目前为止，地方政府还有很强的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希望以此增加GDP。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投资不一定是理性的，而是在一种非经济目标下推动的，大家要搞高科技，所以都投资高科技，不管有没有能力，要搞环保和绿色产品了，每个地方都去搞绿色工程……到底哪些应该搞，哪些不应该搞，是不是真正符合市场规律，这一点思考得确实不够，这是令人担心的问题。其二，我们是大国，它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果，是非常具有伤害性的。如果各省市集体行动，大家都来搞汽车，它所带来的总量，会占世界很大的比例，人为造成的共振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政府现在也非常清楚，我们不能有大起大落，也不要追求这个百分之十、百分之十几了的增长速度，而是要追求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

第二个担心是微观方面的，就是我们的企业。现在已经更加全球化了，随着国外产品的进来，肯定会对国内企业产生影响。而且生产也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美国现在兼并浪潮非常多，为什么？因为它在准备新的全球竞争，它必须要有规模，尽管它已经是大企业，波音和麦道已经是最大的公司了，还要进行合并，因为它要跟空客进行竞争。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方面有所欠缺，没有专业化，就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比如说，像我们的医药行业，美国是70多家批发企业，我们是17000多家，美国零售是5万家,我们的零售是14万家；汽车行业，韩国的三家企业占85%的份额，我们国内最大的东风、一汽、大众三家企业，加起来不到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然后我们有127家汽车生产商，每一家规模都不是很大，还要搞多样化经营。这是我们的企业状况。

在没有开放时，由于不面临着直接竞争，所以谁也没什么了不起，但等到加入WTO后，我们现在处于后过渡期，五年之后，我们的服务业市场进一步开放，大的跨国公司一进来，这种状况就很难经得起竞争。作为一个大国，现在必须要有一些全球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制定，目前是我们企业所缺乏的。

第三个担心的是政治社会的稳定。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存在缺陷，市场存在失灵，市场解决不了社会公平性的问题。市场鼓励创造价值，鼓励资源的有效利用，但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的目标函数就不仅仅是把东西生产出来越多越好，我们还有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这就不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要解决市场公平的问题呢？有些人生活在贫困线底下，这不是我们人类生活应该有的状况。我们必须帮助这些穷人，即使他们没有能力创造价值，我们也必须要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相对稳定的生活。这是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我们的改革能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处理好公平问题。我们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我们还处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所以我们需要搞试验，要搞试点，然后让大家心理上能够慢慢地接受这些新鲜事物，慢慢支持这个改革。如果改革得不到大多数人支持，那么这个改革就会出现问题。

发展市场是没错的，而是在发展市场的同时，必须解决好其他问题，这是从政治和社会角度来考虑的。

从经济上的考虑也非常重要，中国有一个潜在的市场，这个潜在市场不是说数人头就算了的，必须要有13亿人都有购买力时，才能够真正形成市场，这个购买力是怎么产生的，你不能把知识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因为少数人他每一块钱，我们讲边际购买率是没有穷人来得大的。比如我生活水平比较穷时，即使有了一点钱，我也马上会去买东西去，因为我的生活还没得到满足，可是富人呢，他可能富到一定的程度后，他的钱就不会成为购买力了。

第四个担心就是国际环境。由于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这对其他国家形成一种压力，首先是一种直接的压力，有些人把中国叫做制造业中心，因为我们出口的、生产的东西太多，我们不仅为本国生产，我们还为别的国家生产，我们的纺织品以及其他一些制造业产品，基本上到达每个国家，这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其实也是一种竞争。其次是间接的压力，因为我们现在要发展，对能源、原材料需求量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会间接地对其他国家一方面带来好处，但对同样需要这些原料的国家，也会形成一种间接的压力。

这种压力，使我们遭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环境，这个环境不是以简单的政治来划分，而是因为经济所造成的一个新环境，比如反倾销案、贸易战、汇率之争，都与经济有关，所以，如何适应这个国际环境，如何处理好这些国际关系，也成为我们能否持续20年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环。(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本文节选自第一财经电视频道的《财经大讲堂》节目)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