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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近日，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深圳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顾海良校长从对大学“去行政化”的理解到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从对筹办南方科大的建言到参与深圳大运会……向记者一一道来，既有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入思考，又有对高校服务社会、服务城市的真切体察。他认为，大学校长要走职业化之路。
大学“去行政化”≠去掉行政体系
记者：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在紧张地筹办之中，并立志于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作为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对于这所新生的大学，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顾海良：大学对于城市来说具有很多功能。大学不仅可以招募学生、培养人才，实际上也凝聚了城市的文化，承载了城市的精神。纵观世界历史，许多城市可能衰落了，但凡是有大学凝聚了城市精神的，城市的内涵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我在四五年前就曾建议：像深圳这样汇聚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地方，汇聚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地方，应该有若干所优秀的大学，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则深圳就成不了一个永久的城市。
令人欣喜的是，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拔地而起。办好南方科技大学，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办大学不是为了解决本地人入学。香港科技大学许多专业并不是本地需要的，或者说本地不需要那么多的数量，但是香港科大还是照办不误，并且成功了。南方科技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深圳本地所需要的人才，更是要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一开始就要有面向国际的视野和气魄。深圳的许多人才是外地来的，深圳培养的人才也可以到全国和世界。
其次，专业设置要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整个世界的潮流，眼光要放远一点；在大学制度和大学内部治理上，要去行政化，要设立一种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学治理结构，可以借助公司治理的经验来进行大学治理结构的建设；大学发展不要过于急功近利，媒体不要过于炒作，大学需要一个安静和宽松的环境，使它能够慢慢地探索一个较好的发展道路。外部环境的嘈杂对于大学是不利的，要潜下心来办个十年二十年。
朱清时教授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教育家，他在中科大当过很长时间的领导，清楚地知道中国大学体制的弊端和优势。深圳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至于师资、招生等一系列的问题，按照朱校长的思路应该比较容易达到效果。
记者：您提到高校要“去行政化”，但是去行政化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实际操作存在很多困难。您眼中的去行政化有哪些措施？
顾海良：大学“去行政化”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和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提法一样，存在着表达上的失误。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一样，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5万人，如果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不是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这样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理解有些简单化。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须找到症结才能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记者：那么，如何“去行政化”呢
顾海良：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
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实行教育家治校，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明确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实际上，在国外许多高校中，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高校中，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还没有开始，相反却有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出路的渠道，硬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趋向。最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路径，应该成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