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了中国大学重视质量建设的时候

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说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约翰·汉尼斯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我看来主要是在质量建设上。在过去的20—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上，现在则已经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在这一点上，斯坦福大学发展的例子可供借鉴，在20世纪50年代时，斯坦福并不是世界知名高校，而20年后她已跻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支持。二是重点发展工程、计算机、软件和医药等学科。三是建设硅谷，与企业之间建立特殊联系。

给中国大学“挑两点刺”

如果要给当前中国大学“挑刺”的话，汉尼斯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课程设置中，讲座式为主，而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这样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收获。在斯坦福也有不少中国学生，他们刚来的时候，不敢提问不敢质疑，但看到身边的其他同学经常挑战老师，自己也慢慢在改变。第二点，中国高校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了。学生在18岁的时候，还不了解大学课程，更谈不上感兴趣，这时候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并灌输就业的观念，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在我看来，本科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得到第一份工作，而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让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获得整个人生的基础。当然也有不少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目的的职业学校，这就另当别论了。

卓越的大学也不可能事事完美

汉尼斯认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实现卓越。但在每个领域都很完美，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重点，这个原则在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比如在斯坦福也有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护士及建筑学方面的项目，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把这些项目都关闭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把它们做好。还有一种可能性，在某一个领域，你没法做到一流，但是又觉得在这个领域我必须做下去，这个时候就要针对那个领域建立一些新的策略，对它进行重造重建，可能需要新的领导，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规划，这才能够去保证我们所做的所有投资和资源不会被浪费。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

整个东亚要培养创新人才都很难

谈到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时，刘遵义表示差距很难量化，但20年内中国应该会有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培养创新人才不仅是中国高校面临的难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困惑，这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整个东亚培养创新人才很难

“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环境”是本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热门议题。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尊师重道是个悠久传统，学生尊重权威，课堂上对教授观点不敢有异议，100%相信老师。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何来创新。“爱因斯坦如果不是怀疑牛顿的观点，挑战权威，也不会有创新。”刘遵义说，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比西方更困难。“如果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不敢质疑老师，你怎么能指望他到大学能质疑老师，挑战权威？”

“我不敢说香港中文大学创新氛围很浓，我们在积极营造这样的环境。”刘遵义说，在中文大学有很独特的书院制度，中文大学有四个书院：崇基、新亚、联合、逸夫书院。学生入校后，除了选择不同专业外，还要选择自己的书院。所有老师也都隶属于某个书院。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包括中国哲学、法国音乐等。所有本科生都会在这个书院里面，甚至吃饭都在一起，三四年下来，大家成为好朋友，跟老师非常熟悉。这种模式非常受学生欢迎。

18岁就决定读什么专业太早了

在填报志愿方面，刘遵义认为，其实18岁就要让学生来决定读什么专业，未来从事什么工作，的确太难了。很多学生、家长对专业的概念很模糊，比如有的学生听从建议选了医科，结果看到流血会晕倒。高校应该建立弹性机制，让学生可以更换专业，学生应选择最喜欢的事来做，如果做喜欢的事那会是一种享受，而家长则应充分尊重孩子。

剑桥大学副校长尹·莱斯里：

一流高校两方面缺一不可

已经走过八个多世纪的剑桥大学最青睐什么样的中国学生？剑桥大学副校长尹·莱斯里昨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给出了答案：有潜力的学生。

挖掘有潜力的学生

剑桥大学更需要学生有专业学习能力。尹·莱斯里透露，剑桥大学在录取学生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潜力，“面试中，考官可能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学生是否有潜力。”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把握相对牢固，因此中国学生在国内的在校成绩，也将被列为选择时的重要标准。剑桥会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同时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良好稳定的环境，以便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而剑桥大学录取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程序有所不同，研究生能否被录取，最关键要看导师，最好能够先明确你准备跟哪个导师，他认为你适合他的团队，才是最重要的。

一流高校包括两方面

谈到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话题时，尹·莱斯里副校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太多，多了肯定称不上一流了,中国完全有希望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他表示，建设一流大学首先表现在强大的科研竞争上，需要充足的科研经费，有一流的科研；其次，不仅是科研一流，教育一流不可或缺,且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中国的大学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如何发现真正有才华的学生方面都有非常惊人的变化。至于现在的中国大学，应该有更多的大学成为研究带头人，同时还应该有能接纳大量学生的教育体制。

观点交锋

本科教育为就业还是培养未来人才

一位国内大学校长说，我们常说在本科阶段要面向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要以市场需求或者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本科阶段到底需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一观点上，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大学始终有一些交锋。

耶鲁大学莱文校长认为，美国有不同的教育机构，有很多的层次。有一些教育机构是专门培养最有竞争力、最高端的那些学生或者未来的人才。这些教育机构数量是比较少的，他们比较注重通识教育。还有很多的教育机构是职业培训机构。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最高端的大学，也就是美国的最优秀的大学或者说是中国最好的100所大学，我们的任务不光是要培训一些以后能够找到好工作的，具有某种技能的人，而是能够培养一批未来创造中国、创新能力，培养出下一代领导人的一些人。而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是不足以迎接这些中国未来的挑战的。

一位国内大学校长向清华校长顾秉林提问：清华本科毕业的出国读硕士博士比例有多高？三年或者五年回国的比例有多高？如果不太高的话，这个原因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国情的原因，或者是我们的教育原因？

顾校长回答说：出国学习是不是好事？我认为是好事！我们在座的大学校长，我算是比较老的，有几个没有出过国？所以不要把出国当成坏事。我透露一个数据，最近这三年，清华本科生直接毕业以后出国的是15%，硕士生毕业直接出国的大概25%，因为这些学生基本上都得到了美国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我个人认为本科生有15%到25%出国，这是正常的比例，太少了，说明你那个国家开放度不够；太多了，说明你的教育很成问题。

第二，对回国怎么看？不要以为，暂时没有回来就不爱国了，是两码事。回来我们欢迎，不回来，他们在国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很好。其实你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和国外非常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很多是靠那些在国外工作的人所起的桥梁作用，因此暂时不回国也没什么关系。认为回国就非常好，不回国就怎么不爱国，我想这个观点太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