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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新农村有何期待:八成农民认为税费不重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om.cn  2006 年 07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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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八成农民认为税费不重

在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中,首要目标是“发展生产,生活宽裕”。与此不谋而合的是,本次调查中,多达54.6 %的村民把“增加收入”放在首位。

种粮收入,一直以来是农村家庭的最重要经济来源。然而我们的调查表明,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加剧和城镇化的加剧,状况已经转变。

在所有的被访者中,19.5%将“外出打工”排在了“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第一位,此外,还有13.6%的人选择了“自营或合营的工业企业”,两者相加约占1/3。这显示中国农民的家庭收入结构,已经开始多样化。

调查还显示,国家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在各地执行得都比较得力,81.9%的农民赞成“现在农民每年上缴的税、费不算重”这一说法。但与此同时,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不断上涨,农民收入“明升暗降”的情况相当突出。

土地:近60%农民种地

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我们调查的所有925个有效样本中,现在还在“耕种土地”的仅有534户,占所有被访者的57.7%,也就说,有超过40%的农民现在已不再种地。

从被调查的20个行政村的具体情况来看,共有504个被访者详细回答了家庭承包土地的田亩数,最多的承包土地 80亩,最少的则全家共承包土地0.6亩。人均平耕地量仅为1.65亩,这个数字比2000年的全国平均数字还要低0.21 亩。

2003年,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调查也表明,目前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观察人士指出,这正是各地方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付出的代价。

我们的调查和访谈证实了这一判断,在绝大部分村落,村民们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种粮,外出打工时更多从事的是建筑业、服务业等高成本、低回报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与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土地,他们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生活保障。

合作医疗:最受欢迎的新政

调查表明,比起前几年,农民因病致贫的情况有所改观。但高昂的医疗费用,还是一座大山。

2003年国家有关部门推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新政策,被调查的20个村,已有超过7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成为近年来最受农民欢迎的乡村新政之一。

山东邹平县实行合作医疗试点近3年来,全县61万农业人口中已有50.1万人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了82%。在记者进行调查的魏桥镇楼子张村,参合率则达到了100%。

“两次住院,共花去了近4万元,因为参加了合作医疗,我获得了7000多元医疗补助,”楼子张村村民张振行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笔补助,全家就要多干大半年才能挣得回来。”

同样在楼子张村,8年前,村民仇玉荣患胃癌的丈夫,因没有7000元手术费,放弃治疗而身亡。

但访谈报告也显示,农民普遍反映

医院的花费太高,报销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限制过多,政策变化也太频繁,农民感到无所适从,在少数地区,合作医疗的参合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村民自治:符合程序的选举占56.7%

在20个村庄中,我们在乡村的政治生态中,既看到了积极因素,也看到了令人忧虑的顽症。

目前我国乡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但在我们调查的大部分村落,这一制度的实施程度及其效果皆难如人意。

在“村干部怎么产生的?”这一问题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回答“通过选举产生”的占了总数的87.6%,但其中符合程序的选举仅占56.7%,仅仅略超半数。这表明,尽管基层在形式上已普遍实行了“海选”式选举,但选举程序的执行仍不够规范,上级的干预因素相当明显。

研究还表明,农民对选举不够积极,对“海选”的作用存疑。在我们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有34.1%的村民没有参加换届选举。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在接受调查的20个村庄中,相当一部分村的村干部并非通过合法选举而产生。在某些村,群众评议倒数第一的村支书,常常在党内选举中高票当选。久而久之,村民们对海选的实际价值产生了怀疑,也弱化了参政议政的愿望。

如何面对村干部以权谋私的问题?36.9%的村民的回答是“管不了,任他继续下去”,选择愿意向乡政府反映的为18.2%,选择向更上一级政府反映的则只有6.2%,这些数据可以较为深刻地体现出村民在面临这一问题时的“动力差、办法少、疑惑多”的特点。

有人说基层选举是中国民主的试验田。但对中国普通的农民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其实很简单:能否从乡村政治中获益,村干部是否办实事。

法治:遇到纠纷只有1%的人选择用法律武器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于建嵘研究员认为,要保证农民的利益,关键是必须法制化。

但在我们调查的村落中,几乎所有的乡村在法治建设上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问题。

村民法律意识不高、怯于依法维权;社会治安混乱;家族势力和利益集团掌握村庄政治……种种不和谐现象,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调查结果显示,在遇到纠纷时,只有1%的人选择直接用法律武器——向法院提出起诉,而有多达 49.7%的人认为找村干部调解是更好的方法。

在面对“有人拖欠你金额较大的借款,且屡催不还”的问题时,回答“找法院出面催款”或者“向法院提出起诉”的排在倒数第一和第二位,分别占有效百分比的11.1%和13%。

在访谈中,农民们普遍表示,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打官司”。他们认为,除了“没面子”,更主要的是无法支付打官司的成本,算上去城里的路费、起诉费等一大笔费用,农民们即使打赢了官司,其收益也极低,甚至可能是负数。

按农民的话说:“打不起”。

农民们缺少法律意识吗?或许关键的问题在于:让村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环境:一半村庄无公厕

村容整洁,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调查显示,有25.7%的被访者认为村里的生活垃圾没人管,而作为主要生活污染源头的粪便,处理情况则更为不理想,有接近一半(47.9%)的被访者承认村里根本就没有公共厕所。

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正由城市向乡村转移,这是农村环境不断恶化的又一重大原因。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张玉林教授认为:在面对“新农村”建设这一系统工程时,防止污染的转移和加强环境的治理,应成为高度关注的紧迫问题。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将使得“三农”问题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教育:40%家庭认为教育是经济压力最主要来源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由于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基础薄弱,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不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进一步扩大。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已经为中西部地区“两免一补”提供资金72亿元。

在此次进行的调查中,数据显示,在农民对于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观测评中,有40%的农民仍将孩子的教育作为家庭经济压力的最主要来源。在义务教育阶段,有8.5%的适龄儿童失学、辍学,其中,接近一半的学生是因为“缴不起学费” 而失学。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乡村,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和相对较低的乡村,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子女教育”是农民最沉重的教育负担。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培养一个高中生的花费,可能需要花掉一个农村家庭10年以上的纯收入,足以让一个家庭跌入贫困。

文化:电视成最主要娱乐方式

以电子传媒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已经彻底普及到中国乡村。当我们问及村民最常选择的娱乐活动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回答最多的选项是“看电视”,其次是“打扑克”和“体育活动”,分别占总数的15%和11.1%。

调查数据显示,88.9%的人经常看电视,87.8%的人认为“看电视”是现在村民们了解国家政策的最主要途径。电视给村民们带来的不只是画面,更是一场新的、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启蒙运动”。

但传播学者、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认为:对农民来说,接触电视,与能够吸收电视文化资源并不直接对称,考虑到媒介议程设置对农村题材的极端忽视,这种不对称就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另一方面,调查显示:乡村传统的文化活动正在衰落。57.4%的受访者告诉我们,他们村已经没有了庙会、社戏。

发展模式:明星村不可复制

此次调查中,我们选择了华西村、大邱庄、小岗村、南泥湾等10个 “明星村”,以及与其自然条件相类似的10 个普通对照村落。

在明星村村民看来,最需要得到改善的依次是收入(47%)、环境(33.3%)和教育(30.3%),而在非明星村村民看来,前三项选择则是收入(62.1%)、教育(42.7%)和医疗(40.4%)。

另外,在对待村政的态度方面也有很大差异,33.6%的非明星村村民认为应该要改善村政,而在明星村中,这个比例降为24.3%。

对村落社会史的调查还表明,“明星村”所特有的资源优势,绝大多数是非明星村所不可能具备的,这些明星村的发展道路,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复制的。

谈及明星村经验时,华西村的党委书记吴协恩曾说:“华西村只有一个”;来自农民的原生调查也表明,村庄千差万别,通往新农村之路,也理应各不相同。

在调查中,有一个细节给调查者印象至深——在问卷的末尾,20个村庄的近千名被调查农民中,有824位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我相信农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南京大学“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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