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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是世界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周刊》：据悉，国家能源局将新增设核电司，而国家核安全局在原来一个司的基础上调整到3个司，该消息是否属实？
张作义：福岛事件之后，核安全监管机构一直在做调整。目前核安全机构已经基本调整到位。因为电站建得多了，就要多一点人来进行监督。核安全局是监督到每个核电厂今天能干什么，明天能干什么。核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需要核电反应堆技术、辐射防护技术、设备制造技术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才。国家能源局这块也在加强。
《中国经济周刊》：客观地讲，我国的核电水平和国外相比，发展程度怎样？
张作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在发展核电的时候，我国还没有。1980—2000年左右这一段时间，国家核电没怎么发展，实际上也是担心我们的设备、技术经验跟不上，也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我国真正商业规模的秦山大亚湾核电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才有的。直到近年来，我们进入相对比较正常的发展时期。但是韩国发展更快，我们搞原子弹的时候，他们连核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但他们现在的核电设备已经能出口。核电不仅是电力，还是一个国家的战略产业，是一个高端制造业。
《中国经济周刊》：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不只是中国，核电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发展趋势？
张作义：是的。中国如果不做，我们可能下一轮又要引进。我们是核大国。如果当年毛主席、周总理一犹豫，比如有人一说搞核的又花钱又不安全，万一出个事故怎么办？中国就不是核大国了，更不会有原子弹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 北京报道
曾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研制开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是“内陆建核电”的坚决反对者。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呼吁，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内陆地区建造任何核电站。根本原因是：现在的核电站设计者根本无法保证其“不安全系数”接近于零。
《中国经济周刊》：您一直反对在内陆地区建立核电站，主要依据是什么？
何祚庥：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核电站的最佳防御体系是安全壳，把整个的放射性都包起来。这样即使出了事故，只要安全壳不毁，就能把放射性包在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道屏障。但是设计的安全壳是不是足够安全？如果出了事故以后，反应堆里面的热量是在不断释放的，这是放射性核，如果热量放得越来越多，压力总会不断增长，如果增长到壳吃不消，就会爆炸了。这最后的安全屏障也就损坏了。下面再连续多次的较小的后发事故也不能防御了，小事故也会变成大事故。在内陆建核电站，我们必须反思的是，人类对核事故的严重性认识够不够？是否已经有足够的对策？这个对策是不是经受过考验？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发展内陆核电是大势所趋，您怎么看？
何祚庥：不见得。完全可以有别的办法解决，比如说，发展水电。水电开发要钱，核电也要钱，而且可能更贵，水电开发可能要移民，核电也要移民啊。核电周围按照现有的规定，5公里范围内不能住人，5公里是半径，变成直径就是10公里，加上核电厂占地2公里，方圆12公里，这样建一个核电站就要占去100平方公里，面积也不小。
《中国经济周刊》：据了解，在国外，像法国，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已经高达70%，中国的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才1.12%。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国家的核电发展是不是远远不够？
何祚庥：法国的核电比重的确很大，但已经背上了包袱。他们也担心恐怖分子袭击。过去，我们就没有把核电当成一个很大的比重，长期以来就是1%，甚至于连1%都不到。法国是因为居里世家大大地推动了法国核电的发展，但是法国核电发展的推动比我们要慎重得多。法国人在后处理的技术方面是高投入和比较先进的。我们的后处理才刚开始。再加上法国是风调雨顺的国家，而中国又是水灾又是旱灾的，历史上的三年大旱仍然记忆犹新。
而且，核电站会造成热污染。法国的核电站也是建造在内陆，污染排到水里去后，热量很大，气温很高。到了夏天，法国也要关闭核电站，停止发电，否则这个热量大得不得了。
据说长江流域已经有22座核电站在申报，总功率可能是2800万千瓦，或者3000万千瓦。从武汉到南昌再到重庆、南京，都是火炉地区。这么大的热量往长江流域里排放怎么办？重庆本来是打算建的，但现在停了。法国有法国的国情，不能说法国建了核电站，中国就可以建。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提出在内陆建核电站的原因是什么？
何祚庥：首先是利益驱动。核电站如果放到海边，要防止海啸，但防止海啸的成本很高，需要一个很大的防波堤，而且还要比较高，这笔投资是很大的。而放在内陆则相对便宜。其次，沿海地区的地价都高得不得了，内陆地区地价比较低，补偿标准也可以低一些。但是，如果中国背上这个大包袱，最难对付的是恐怖分子袭击。如果“9·11”袭击的是一个核电站，核电站的壳子吃得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