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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排有担当，碳交易机遇或移到中国
不过，就在发达国家消极对待第二期承诺的时候，美欧却提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应接受有约束力的减排指标。
事实上，从哥本哈根到昆坎，德班，每一轮气候谈判的争议焦点，几乎都是发达国家鼓噪要将减排责任的“双轨制”，变成“并轨制”。两者的分歧在于，是否应该由各国共同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还是执行现有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发达国家大幅减排，并拿出钱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德班会议中，“并轨”意向在债务危机缠身的欧盟显得尤为突出，欧盟具体提出的时间是20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经济体都要完成法律约束力的排放目标。小岛国和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也对中国各方面的期望不断提高，希望中国出资缓解全球的减排压力。
对此，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首席代表苏伟回应，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排放量应有合理的增加，现在要求这些新兴经济体承担绝对量化减排指标是不公平的，美国和欧盟作为发达国家应该带头减排。
对2020年是否强制减排，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也表示，中国希望有关各方对《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执行和完成情况进行科学评估，讨论2020年后中国强制减排的问题才更科学、更合理。中国近期将主要在能源建设、适应技术和节能节水产品技术的推广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不过，在专家看来，中国在发达国家提出的强制减排问题上没有说死，其实是给发达国家施压。暨南大学环境与经济学教授梅林海指出，尽管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没有强制中国的减排指标，但中国早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就宣布，在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此后的每个五年计划，都是按照这个方向逐步实施，例如11月通过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国承诺在未来5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7%。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徐华清表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已经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中国的人均排放远低于美国，大概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大幅度减排。
而中国之所以在发达国家提议的2020年强制减排问题上不松口，专家们认为，其意图很可能是避免发达国家将减排压力转嫁给中国后就轻易逃脱。据悉，就在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无心留恋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对低碳减排不遗余力。在去年五省八市列入低碳试点的基础上，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重庆与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广东、深圳等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我国要用市场的办法，通过试点的经验，逐步推开建立碳交易市场。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曾称，希望在2015年将碳交易扩大到全国范围。另有说法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也即将推出，希冀借此推动国内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发展。
这无疑为在国际CDM碳交易市场陷入困局的中国企业带来曙光。“虽然国内碳交易价格可能比CDM要低，不过要求相对简单，相较于发达国家在德班会议上的怠慢，中国政府对国内碳交易也比较积极支持，相信经过试点成熟后，碳交易的机遇更多会转移到国内。”姜喜诚如此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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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原则同意加入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事务的委员康妮·赫泽高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上表示，欧盟原则上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赫泽高表示，欧盟不愿意眼看着世界各国花费了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辛苦成果付之东流。因此，即使其他主要国家不准备在该协议上签字，欧盟也会支持《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赫泽高说，欧盟希望维持《京都议定书》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为此我们需要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她强调，德班会议结束前我们必须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果德班会议无果而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等国依然坚持反对立场，欧盟也会全力支持《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当记者问到欧盟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不同态度和立场时，赫泽高表示，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下降，而美国的排放量仍呈增加趋势。另一个显著区别是欧盟从一开始就是《京都议定书》的一部分，并愿意接受《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而美国早在2001年就已退出该协议，并反对《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此外，美国似乎不希望看到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