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判断之三：驱散迷雾的法宝———政策持续、政策退出与政策协调

后危机时期，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是两难选择———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如果持续刺激政策，将难以保证财政安全，也可能进一步诱发通货膨胀；如果启动刺激政策退出程序，则整个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收效，甚至牺牲经济增长，发生“二次探底”。我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推动经济持续复苏是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但必须考虑财政安全，财政政策酌情收紧或不再出台新的宽松措施，同时，为了不影响经济复苏，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政策的敏感度较强，经济复苏的过程较短，但也同时诱发了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其转为恶性，只能将安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收紧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但同时必须考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保持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因此，后危机时期，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视情况有弹性地退出，由于遇到的问题不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方向也应有所不同。目前各国的实际做法虽然还没有完全走上这一轨道，但已初露端倪。美国一方面坚持刺激政策持续，另一方面有重整财政的行动目标，地方政府已经启动了紧缩政策。日本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紧缩并列为经济复苏的首要难题，其宏观经济政策只能走结构性调控之路：刺激政策持续和退出并进，一边紧缩财政，一边放松银根，做好政策的协调配合。欧盟集中全力治理财政风险，为了保持复苏势头，宽松的货币政策须持续。威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是通货膨胀以及高通货膨胀预期，以亚太地区为首，掀起了一轮刺激政策退出的浪潮，收紧的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暂时保持连续。

目前来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刺激政策都不应该绝对地退出和持续，应该是科学地“有退有进”，对症下药，同时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搭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发挥最大化的政策合力。在后危机时代，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艰巨使命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只有齐心协力营造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实现本国复兴。从经验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内协调已经成为常态，但国际协调机制还没有搭建起来，直接原因是各国利益分散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实际来看，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一个初步的政策国际协调平台，但是一开始就期望实现多边协调不大现实，难以达成有效一致。此次多伦多峰会各国达成的预算赤字减半目标也未必真正能实现。因此，相对于国际协调来说，地区协调更容易实现，相对于多边协调来说，双边协调更容易实现，所以，可以从地区和双边协调开始，逐渐向国际协调推进。

基本判断之四：经济复苏迷雾中的曙光———中国的推动

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较好地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迷雾中的曙光。

从全球视野中看，中国既没有陷入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和债务危机，也暂时摆脱了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困扰。而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于内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来逐渐解决。面对“全球失衡”的现实和全球“再平衡增长”的需求，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员，有能力也愿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吸纳、整合、发展、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早日实现“再平衡”和世界和谐做出贡献。在多伦多峰会上，中方提出四点期待：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峰会前完成份额改革目标，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发展问题更多关注，为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供政治支持；继续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说明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尽可能地发挥推动作用。如果这些期待都能实现，世界经济必将稳步向前发展，实现平衡增长将指日可待。

中国经济宏观形势与财政收支状况分析

2010年上半年，我国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 D P )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 .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增长态势未变，增速回落但符合预期；物价水平结构性下降，通货膨胀压力缓解转为温和可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度回稳，房地产投资仍保持快速增长；居民收入继续稳步提高，就业形势和消费结构均有进一步改善；进出口创月度历史新高，贸易顺差下降，一般贸易增长迅速且出现逆差；货币供应量、信贷增速回落，人民币汇率创新高，汇改尚未出现不利影响；农业生产稳定且夏粮略有减产，工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且增幅回落，尤其是一些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速回落。应该看到，经济运行中的部分指标回落在当前环境下是良性的，说明我国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增强了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有效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平抑了通货膨胀预期，巩固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