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前一阶段,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课题组完成并出版的《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能源需求暨碳排放情景分析》研究报告一经发布,就受到各方关注,其中有些结论被境外机构引用时,或断章取义,或出于其它目的,加以渲染,给我国的外交谈判工作造成一些不利影响。针对上述情况,本版特编发课题组撰写的《2050年低碳能源发展道路》的研究成果概述,对该报告情景分析的主要假设和结论做更明确的表述。着重说明本研究的背景、意义、情景设定的主要考虑、基本结论等,以期让读者对中国的低碳能源发展趋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是避免西方媒体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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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气候变暖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受到各方关注,2009年12月上旬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CMP5)(即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但经过13天的艰难谈判,特别是会议后两天场面一度失控,就连最终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也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质疑,这种状况充分说明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也表明气候变化问题正从环境问题演变成一个涉及全球环境、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问题的复杂议题,关系到各国的未来发展道路选择,关乎各国发展权和发展空间的博弈。

　　在此次气候变化大会上,对于COP15和CMP5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强调“共同”,但发展中国家强调“区别”,表现在具体的主张和立场上,发达国家偏重现实与后果,强调目前的、未来的和国家总体的排放量;发展中国家偏重道义与公平,强调历史的、人均的排放量。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发达国家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推卸政府责任。显然,就“责任”而言,发达国家目前的奢侈型排放、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占据了绝大部分排放空间,理应为减排全球温室气体做出主要贡献。但由于气候变化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各国“发展权”和“发展空间”之争,100多个国家要在短期内就全球减排行动达成实质性进展的过程无疑会非常艰难。

　　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全球性挑战和问题,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任何国家都不敢忽视,也不愿意成为阻扰应对全球变暖行动的罪魁祸首,这是各国外交谈判的底线。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即便其人均排放水平比起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还非常低,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将持续增长,由此必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和挑战。事实上,在此次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中国政府就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在哥本哈根的首脑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声明:“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温总理还表示,无论此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上述举动表明了中国积极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决心,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肯定。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中国还应当承诺更多,并且引用了国内研究机构的预测结果,认为2020年中国的单位GDP碳强度可下降到60%左右。应该说,中国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不同于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做出的减排承诺,完全是中国国内的自愿行动,是中国向全世界发出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声音和信号。作为向国际社会宣称的2020年的减排目标,是中国政府综合各方意见而作出的适合中国国情、也是需要付出不懈努力和极大代价才可能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