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万元GDP能耗的数据还不够
《中国经济周刊》：您主持的这篇评估报告是不是中国的第一份关于生态文明的排序？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排序？
杨开忠：据我所知，关于各个省份的生态文明程度的排序，这还是第一份。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排序，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考虑。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全球性战略任务。当前，美国等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非常强调ET技术(能源环境技术)、低碳经济等一系列绿色发展方式，我国进入十一五时期以来十分强调了节能降耗减排，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现在我们对中国各个省区进行生态文明排序，有助于改变我国目前各个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只一味、单纯地强调GDP的倾向，将有助于各个地区的发展方式向生态文明的方向转变。
其次是指标完善方面的考虑。关于地区的生态文明的程度，国家实施节能降耗减排以来，主要强调用万元GDP能源消耗指标去衡量，这个指标非常重要，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全面，于是就考虑用单位生态足迹所支持的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在生态上是否文明，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衡量各个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的程度。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考虑。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排序刊发出来以后，您估计各省市自治区看到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杨开忠：这个排序可以让各个省市自治区看到自己的生态文明水平跟其他地区的对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榜单)也许对他们思考将来的发展模式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激发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在这个排序中，我注意到北京市是排第一位的。而在2002年左右，北京的沙尘暴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在生态文明的排序中，北京为什么能上第一名？
杨开忠：在我们这里，生态文明水平是指单位生态冲击所对应的经济产出。北京单位GDP对生态的冲击要小一些，与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北京第三产业今年上半年已达74%以上)、产业技术水平、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关系。
“仅有GDP是不够的”
《中国经济周刊》：我注意到这个排序并没有按照东、中、西而得出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像东部的辽宁、河北两省，就处于低水平组；而中西部也有一些生态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如何理解这种结果？
杨开忠：这个排序的结果并不完全是按东、中、西的地理分布。这正好说明一个地方的GDP高，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生态文明程度就一定好。上海的人均GDP全国第一，但是生态文明程度并不是排在第一位；而有一些地区很落后，人均GDP很低，也并不意味着其生态文明程度就高。因为一个地区不发展也不行。我们需要考虑GDP，但是仅有GDP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地区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冲击，需要综合考虑。
《中国经济周刊》：大家通常都认为，西部的生态环境要比北京、上海好，为什么西部的生态文明程度还低一点呢？
杨开忠：首先要理解我们排序讲的生态文明程度，是单位生态冲击所承载的经济活动。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好坏，还受其生态是否超载影响，而在我们这个排序中不考虑这个因素，我们只考虑人的经济行为在生态上是不是文明。一个地方的生态没有超载，并不一定意味其经济行为在生态上是文明的，因为后者考虑的单位GDP对生态冲击，在一些西部省份，这个指标有的比北京、上海还要大。
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可能不发展，但发展要有文明的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生态文明比较落后的地区，也有不同的类型。您对这些生态文明的落后地区有哪些建议？
杨开忠：生态文明比较落后的地区分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生态文明的排序也比较低。这类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就忽视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关系。第二种是经济发展虽较落后，但生态文明相对较高的地区，如广西，在发展过程中，也不能因为生态文明较高而忽视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
上述两类地区，都有可能存在忽视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的倾向。现在全球都在强调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个地区的产品、服务的生态文明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获取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要高瞻远瞩，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
第三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我国是居中或者中等偏上。这类地区的经济结构，资源消耗较高的产业所占比重比较大，应该去调整经济结构，最大程度摆脱对资源、环境消耗的依赖。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那些生态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这个榜单算不算是个喜讯？
杨开忠：那些生态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应该意识到当地的生态文明程度高，只是相对全国其他地方比较高，但是跟国际的先进生态文明地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能放松生态文明的建设，应该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只有这样，这类地区才能在国际国内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才能最终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从全国看，目前生态文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杨开忠：造成不均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次还有产业结构的不同，第三是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体制、机制的差异，是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哪一方面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今后我国东、中、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有多大？
杨开忠：目前东、中、西部生态建设的空间都很大，而且总体来讲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但建设压力也很大。近期国内和国际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很多，国内，8月1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工作，特别提出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际上，“2009年第三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8月10日至1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在年底，还要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环境问题时不我待，现在不是说搞不搞生态文明的问题，而是不论东、中、西哪个地区，都应该想办法提高当地的生态文明程度和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可持续发展。
此外，由于全国不同地方利用生态的效率不一样，我们应该想办法在地区之间创造和利用一些市场机制，以便让我国的生态资源能够跨地区更加有效地利用，这是提升我国各个地区以及全国整体生态文明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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