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义乌做了三年半高利贷生意后，黄文明决定“退隐江湖”。6月4日晚，他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抱怨说：“实在没法再干下去了，借出去的钱根本收不回来。”

2008年，黄文明把3000多万元家产分6批次借了出去，到期后至今没能收回其中任何一笔钱，“不是企业倒闭了，就是借款人跑了，还有赖皮不还的”。他叹了口气说：“我现在要是还有钱，都存银行里！”

如今在义乌，抱有上述想法的远不止黄文明一人，起码他所在的“圈子”里，有很多原本和他一起做借贷生意的朋友已经“收手”。

“这里曾经是民间(高利)借贷的天堂，但现在是地狱。”他说。

曾经风光如今亡命

黄文明踏足高利贷这一行业自然且顺理成章。

2006年的一次饭局上，一位朋友的朋友因项目急需用钱，许诺借款2个月，利息5分(每月5%的利息，已接近当年银行贷款年利率)；在他

人的“怂恿”下，黄文明用一张200万元的本票换来了一张用A4纸写成的借条；2个月后，连本带息拿回220万元。

“这钱太好挣了！”事后黄文明感慨万分，通过朋友结识了许多做借贷生意的“圈内”人士。平日里，这些人各忙各的，闲时坐下来聊聊、互换信息；或一个电话聚集在一起，讨论生意、判断是否“出手”。但凡“出手”，每人少则借出数十万元、多则数千万元。

“利息通常为4分至8分不等，短期借款的利息要高一些。”黄文明称，“这样的利息在义乌只是中等水平，高的有一毛以上。”

2006年至2007年间，这些人挣得盆满钵满，很多人身家翻了一番，甚至更多。“身边开奔驰600、宝马750等豪华车的朋友也越来越多。”黄文明回忆当初，口中啧啧有声，脸上还有几分神往。

即便2007年初爆发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套住了他数百万元，“但其他地方挣来的钱补这个窟窿绰绰有余。”直到2007年年底、2008年年初，似乎一切都转变了，“借出去的钱开始普遍收不回来。”

“很多企业、个人的经济陷入困境无法还债；越来越多(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暴露了出来，像义乌‘运输大王’叶荣兴案、义乌金乌集团张政建案、义乌福田农庄楼国辉案等，涉及金额都以亿计量；即便是浦江张世强案等，很多资金也都来自义乌。”黄文明说，他和他的朋友无一能够幸免，都有大量资金直接或间接被套。

“一些人被套的是自己的钱，只能怨天尤人；一些人被套的是银行的贷款，终日不得安宁；还有一些人的钱是通过1.5分至3分的利息集资而来的，本想赚个差价，如今只能亡命天涯。”

寄售行多关门歇业

据记者调查，在义乌由朋友间联络进行放贷的“组织”为数不少，其中大多数人有自己的正当生意或职业，放贷也没有固定的场所，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隐蔽性。

对于外界而言，义乌民间借贷的发达更多地体现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寄售行和投资公司；之前媒体已多有报道：一间10来平米的寄售行，动辄就能借出数千万元的资金。

“但如今，受到金融危机和非法集资等影响，大多数寄售行(或投资公司)的规模和生意大不如前。”曾经开过寄售行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近来有很多规模较大的寄售行因为借出的钱难以回笼而倒闭，相反一些规模较小、借款必须有物抵押的寄售行幸存了下来，可日子也并不好过”。

6月3日，记者在义乌化工路、工人路、商贸区一带转了一圈儿，找到了12家投资公司或寄售行；其中有两家大门紧闭，门上贴着转租的告示。

记者和刘先生一同走进一家名为“炬辉管理”的投资公司，却被前台工作人员告知：“不做生意了，店都要转让了。”接着又到100米外的浙江锦呈投资担保公司咨询，刘先生表示想用车子作抵押贷款，其市场部的工作人员直摆手说：“做不了，没钱。”尔后走进亿隆寄售行，这才找到一家愿意借款的，老板表示：“车子先过户，利息8分。”

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年初至今，义乌寄售行注销16家，注册4家，注销数是注册数的4倍。

义乌市工商局一名工作人员6月4日向记者透露：“寄售行(投资公司)通常以管理公司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全市现有460家左右；今年以来注册的数量与往年相比有所减少，目前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寄售行未按时年检，公告期满后将被吊销营业执照。”他指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金融危机外，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第三方担保公司的出现等，都压缩了寄售行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