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钥匙开三把锁：新一轮土地革命破解当前经济三困局

2008年中国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前的经济困境让更加深刻地去思考，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在2007年出现拐点，并在2008年开始急剧转差，是中国自身的周期性调整、结构性调整和外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三重叠加影响，加大了经济向下调整的深度，但是内部结构性调整和周期性调整是根本原因。

事实上，2003-2007年我国企业的高产能扩张问题已经演化为中国经济运行潜在的最大风险之一。在2003-2007年全球经济扩张时期，西方国家主要经济体总体呈现供给不足状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新兴市场的大量产能。中国总需求与总供给所存在的结构联动性和结构刚性将使中国宏观经济下滑幅度超过一般预期水平。目前内需无法提振显然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失衡，特别是城乡、工农发展的失调。那么，城乡二元结构怎样才能被打破？如何建立均衡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农村经济模式如何转型？农民工返乡后该何去何从等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中国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又延续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依靠要素解放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农村最大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土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国战略部署再从农村发力，吹响深水区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围绕“一条主线（允许约7.5亿农民按照自愿有偿原则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个机制（一是土地产权机制的确定，二是土地集中机制的培育，三是规模经营机制安排）”展开。从这个层面讲，土地问题是关乎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新的土地革命不仅意在抗御全球金融风暴侵袭，更意在破解中国自身的“经济谜局”。 新一轮土地改革，将进一步释放土地和劳动力潜能，通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内部支撑和长久动力。

（一）寻求内需转换拐点

经济运行的两级就是生产和消费，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美国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因此动力引擎由外向内的转换将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哪里？在农村，因此内需转换关键在于刺激农村经济的增长。可见，如何着力改变7.3亿农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变至关重要。

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37。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从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看，这种差距犹为明显。统计数据显示，无论从总量还是比重，财产性收入还远未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00-2007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2000年增长了90%，说明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潜力巨大。但从绝对额看，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仅为100.50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为2%。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村居民的收入还主要来源耕作和打工收入，财产性收入还远未发挥主要收入来源的作用。

表1 2001-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构成

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是利益（财富）分配的问题经济发展史表明，利益（财富）财富的分配模式，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了。随着增量财富的扩张，分配模式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一旦增量财富超过一定规模，再来调整社会存量财富的分配，代价就会极其巨大。南美国家的发展表明，缺乏公平财富分配的增长，早晚会产生足够大的阻力，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淖。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竞争力的丧失，甚至也可以追溯到原始资本积累时，初次分配没有选择正确的路径。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二次分配中，通过“高税收加高福利”等低效率的办法，校正以前的错误。因此，前者只关心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后者则更关心总收入与总分配的平衡。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只是为实现全体居民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二阶目标函数。必须在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中央曾经提出2020年农村发展目标，农民人均收入要比2008年翻番，绝对贫困要基本消除。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新一轮土改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将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民群体打开 “财产性收入”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