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江浙的外贸型企业，目前的状况用‘恶化’一词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在杭州临平经济开发区一家现代时尚的皮具生产厂的厂房里，老板刘琦说。尽管日子还不错，但企业利润正在同时受到上下游两条战线的挤压：上游是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的飞涨，下游是汇率快速提高和次贷危机下国外订单的萎缩。

刘琦的皮具公司已将产品价格提高了3次，每次10%，并依靠又有外贸渠道又有生产企业的优势，才能覆盖成本、维持利润，而同行业内无提价能力的企业只能停产或惨淡经营。“以前这个时间，是我们皮具企业的销售旺季，但现在很多同行都说，订单远远不够，今年下半年，行业洗牌将更加惨烈。”

遭遇“坏因素”叠加

刘琦介绍，在中小制造型企业密集的临平一带，除了皮具行业不景气外，服装、制鞋等行业的停产企业也有三百多家。就在公司的隔壁，两家制造类企业刚刚停产，“其中一家是两个老夫妻开的，是做包袋的纯生产型工厂，上百人的规模吧。”

刘琦的好友，在杭州和金华共拥有一家进出口公司、一家皮革公司和两家服饰公司的王军(化名)，旗下企业的遭遇也与他差不多。

王军介绍，由于中小皮衣加工制造企业倒掉的太多，倒是给他这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以机会：更多的订单。不过，原材料的猛涨，还是让王军很头疼：“猪皮现在一百多元一张，前两年不过四十多元；去年一年，皮料就暴涨了40%，在当时的广交会上，大多数企业都没有赚钱，不过是亏多亏少的问题，幸好我们上年囤积了一批皮料，才度过危机。”王军说，原料成本占皮衣成本的70%-90%。

在长三角，王军和刘琦所遭遇的“寒冬”并非特例，温州中小企业的困境同样普遍。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这里有20%左右的制造型企业，已经停产或半停产。温州烟具协会介绍，去年，有部分打火机企业关门停业。

温州眼镜生产行业，则陷入无利可图、勉强维持的境地。当地企业人士告诉记者，太阳镜今年一季度出口平均单价每副仅为0.7713美元。

在这些杭州、温州企业的感性体验背后，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则仔细分析了企业利润削弱的原因所在。

原因之一来自销售领域：次贷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减弱。今年前两个月，温州出口美国和欧盟仅增长4.1%和5.7%，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60%和66%。同时，人民币升值又使出口企业的利润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原因之二则来自成本领域：包括油价、贵金属以及各类工业原料的快速连续上涨，造成企业生产不堪重负。如打火机使用的白金价格从去年至今已上涨了40%-50%，鞋类生产中所使用的鞋底、胶水、革制品价格也连续上涨，新劳动法则大幅提升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成本10%以上。

浙商出路样本

日子不是一天就变坏的。在近两年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中，很多企业早早开始准备“过冬”。正是针对从原料到汇率等一系列瓶颈提前作出了预判，它们在“冬天”也能过得比较平稳。这些企业的经验或可成为许多面对销售困局和成本危机的企业的样本。

信奉“成本为王”的王军说，“我们去年开始到处找便宜的皮料”，由于皮衣成本的80%左右是原材料，因此，从去年开始，王军的手下已经不满足于到四川、河北、河南、浙江等地收皮料。他们甚至远赴印度、巴基斯坦、韩国等地进口相对便宜的皮料，甚至考虑从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生皮，“总体来看，进口的方式比国内便宜了10%-20%”。而且进口皮料以美元结算。“如果做得好，还可以从人民币升值上赚到钱。”王军说。

除原料之外，劳动力成本降低的途径，在企业看来，就是工厂的搬迁或转移。今年7月，王军将在俄罗斯开设分厂，看中的是那里的原材料和人工都便宜。

在杭州、温州等地，很多企业将厂房搬迁到了低价和人工更便宜的开发区，甚至有搬迁到中西部的打算。

除了降低上游成本外，很多经营尚可的厂商的普遍做法是提价。

在应对汇率压力上，王军改进了结算方式,目前大多采用TT(电汇)结算方式，今年也用信用证和DP(付款交单)结算，比较少用DA(承兑交单)了。与国际贸易上常用的付款方式如LC(信用证)、TT、DP、DA等相比，TT更安全，因为对方要付一笔定金。在结算货币上，刘琦则改变以往都用美元结算的方法，今年采用欧元的方式结算，这种结算方式深为同行羡慕，王军评论说：“大家都说他‘赚到了’，人民币加速升值对他来说影响不大了。”

除了在上下游做文章，产品创新成为有研发实力的企业的选择。拥有全球80%打火机市场份额的温州大虎打火机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小虎告诉记者，公司靠研发新品种，吸引了墨西哥、哥伦比亚等新兴国家的客户。

原来，针对这些国家海拔比较高的特点，大虎公司专门研发了一款高原打火机，成功实现了高原防风打火；仅去年下半年，这款价格较普通打火机翻番的高原打火机就出口了两百多万只。“现在高档产品在总销量中的占比开始达到20%-30%了，未来附加值高的产品占比要更高”。

王军的研发，则放在新款式开拓和皮革产品替代上，前者带来更高的出口价格，后者则带来原料的节省。

泰普森休闲用品公司副总经理赖晓烜告诉记者，身处制造业“严冬”，除了上下游节省之外，“从长远来看，我们最终必须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品牌和销售。”泰普森公司目前已经在美国建立销售公司，推出自己的品牌。这样做优势很大，因为海外中间商往往可以拿到20%-30%的利润，自己销售就可将这部分中间附加值收入囊中。

销售渠道的另一个铺陈，就是将正在萎缩的海外市场用国内市场的增量来替代。赖晓烜表示，休闲用品本身是需求弹性很大的产品，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经济下滑导致需求减少，由于公司渔具系列产品在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占到90%以上的市场，因此受到的影响是明显的。而国内的休闲市场则是方兴未艾，潜力很大，“现在企业所缺的，就是国内市场才刚刚展开，一旦销售渠道铺设成功，则会拥有一个巨大的利润源”。在赖晓烜看来，制造业的将来，会遭遇“利润越来越薄、工厂越搬越远”，因此公司一定要走到以销售和服务为主的模式上去。

王军也很看好内销市场，他现在的产品100%是外销产品，其风险正在日益加大，因此他已经请了设计团队和销售团队来专做国内市场。而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将眼光放在了国内市场上。

突围方向何在

目前，长三角愈演愈烈的制造业企业利润摊薄乃至停业的现象，让业内重新思考是否要寻找新的落脚点。转移到新区域是一个方向，而寻找新的比较优势、提升服务和品牌营销则是另外的摆脱困境的升级方向。

周德文介绍，在温州，土地的价格也已经开始困扰当地制造业。

他介绍，温州工业用地的起拍价现在就已经达到230万元/亩，成交价格甚至出现了400万元/亩。“如此高的地价，即使企业拍到了，又能生产什么产品、拿出多高的利润率来偿付呢？”

从制造业来看，杭州、温州等地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要素禀赋相对优势已经丧失，但这些地区一直以来具有市场机制的灵活和企业经营的效率优势，甚至最优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部分完全可以在其他区域复制和发挥作用。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1987年第一家台湾IT制造企业落户东莞开始，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低成本，是东莞当年吸引外资制造业的优势条件之一，但随着当地企业的增多、经济水平的提高，逐渐导致资源成本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IT制造业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十多年后，位于长三角的昆山，在不过92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1621家台资企业，占全国台资企业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一是IT企业，产品几乎涵盖了生产计算机和数字产品所需的所有配件。东莞连续7年全国大中城市出口第三的头衔在2003年上半年被苏州夺走，利用外资的增速比全国慢了10个百分点。

实际上，正是由于地价等成本的上涨，2002年，泰普森公司从杭州市区搬到了德清，工厂占地面积十分庞大。赖晓烜介绍，此前，户外休闲用品的生产，经历了从台湾到珠三角、再到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路线。下一步，很可能这个产业乃至更多的制造业，迁往中西部或者越南等生产要素价格更低的地方。

但在赖晓烜看来，厂房搬迁也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只要是办工厂，就意味着永远要对生产资料价格保持敏感，永远处于利润最薄弱风险最大的环节，“我们最终要发展为‘大经营、小生产’的企业——控制生产规模，整合市场资源，最终控制渠道铺设，完成品牌建设”。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认为，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IT服务外包模式值得关注。印度不一定具备制造业的全面优势，但在服务外包领域做到了极致，很多国际500强的企业把自己的后台服务系统，包括呼叫中心都放在了印度。印度目前已形成年销售收入300亿美元、其中出口230亿美元的服务外包产业，承接全球65%的软件外包市场业务和46%的其他服务外包市场业务，成为全球最大的提供服务外包的国家。人们往往把欧美称作“世界董事会”、中国称作“世界工厂”，而印度则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在浙江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的情况下，寻找其他方面的优势将是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