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决定利率是否变动的因素有很多

    记者：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离不开利率杠杆的使用。您认为今年还会不会继续加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加息？目前，美联储已进入减息周期，这会不会压缩我国的加息空间？

    樊纲：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相对较低，物价水平相对较高，一些短期存款的实际利率仍为负利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中存在着加息的压力。

    但是否加息还要权衡其他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假如美联储持续降息，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因为如果不顾及这个因素，将可能加大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

    另一方面，在货币政策工具中，价格杠杆和数量杠杆达到的效果有时候是一致的，不一定非要通过利率的调整达到目的。是否较多地运用其他数量调节工具、较少运用利率这个价格工具，也是需要决策当局进行相机抉择的。

    ⑤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不可能，也不是一个有利于稳定发展的政策选择

    记者：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会不会加快？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应当“一步到位”，这样可以彻底打消境外“热钱”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样的设想您觉得可行吗？

    樊纲：首先，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到多少才算“一步到位”，换句话说，稳定的均衡汇率水平究竟是多少，这不是静态分析可以确定的。有的国家提出人民币应升值27%。然而，如果真的“一步到位”升值27%，由于生产活动还是回不到那个国家(当然可能转移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结果还是解决不了这个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于是他们过不久很可能再次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更重要的是，在汇率的另一端，美元在不断贬值，人民币可能怎么升都不会“一步到位”，因为你升值后，美元可能又要贬值，那么均衡汇率水平会再次发生变化。

    其次，如果在不知道均衡汇率水平是多少的情况下让人民币大幅震荡，会诱发大规模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对经济也会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对我国这样一个金融体系还很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么做的风险至少不比现在的稳步小幅升值、渐进调整的风险要小。因此，我个人认为还是应当让人民币汇率随着经济发展而渐进、可控地升值，通过一段时间来逐步达到相对均衡的水平，而不是用经济金融有可能丧失稳定的代价来换取不可能实现的所谓“一步到位”。

    至于“小幅升值”的幅度究竟多大，这是需要具体研究的。去年人民币升值速度比社会上预期的要快一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去年美元加速贬值。如果扣除美元贬值的因素，去年人民币汇率依然是小幅升值，这对于遏制“热钱”流入有积极的作用。

    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多快、步子多大，也要根据内外平衡关系的实际情况的变化而相机抉择，也要看美元贬值的速度，不需要现在就定一个“死数”。

    ⑥数量控制手段作为应急措施，有时或许还是需要的

    记者：有消息说，今年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受到了一定的控制。对这样的信贷政策您怎么看？

    樊纲：对发放贷款的“窗口指导”，确实具有直接控制数量的特点。在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中央银行应当更多地运用其他政策工具。这个方向应该明确。但我们目前的体制还不完善，许多投资主体对价格杠杆还不很敏感，银行业也还存在着一些“行政措施”的保护(如存贷利差的存在)，因此在一定情况下，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直接的数量控制手段。这也是一种应急的措施。

    记者：宏观调控总是连着国计民生。您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将对经济、企业、居民带来什么样影响？

    樊纲：宏观调控政策如果操作得当，可以避免大起大落，使中国经济在今后10年、20年都有较快发展，这对国家、企业、居民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事实上，如果我们像历史上的某些国家那样，出现高达百分之几千的通货膨胀率，或者经济在一片繁荣后骤然陷入危机、股市从4万点一下跌到7000点，15年后还是1万多点，房产价格一下下跌60%，15年都没有回到原位，你会感觉舒服吗？相反，适当的宏观调控“熨平”了波动，每年都实现稳定的较高的增长，最后对大家是不是更有利？

    当然，从紧的货币政策短期内会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这时企业可以多使用直接融资的方式，比如通过股权的交换进行股权融资的办法来获得资金。我们的增长率目前过快，通过政策调节降低一点是需要的；这时有些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高增长，而是要放慢一点增长速度，许多情况下也不过是回到正常增长的状态，也是合理的。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真正的“洪水猛兽”是经济过热导致的危机，而不是当前做一些调整但可以实现长期增长的反周期的宏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