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走势：人为压低得不偿失

今年3月份以来，CPI涨幅连续7个月达到或超过政府年初制定的控制目标。很多人都在谈论通货膨胀威胁，政府也取消了年初计划进行的一系列价格改革措施。

其实，这也有点反应过激。且不说近几个月的消费物价上涨有肉类价格的特殊因素，就以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价格水平和上涨速度也不算高。经济增长11.5%，城乡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3.2%和14.8%，而消费价格上涨相当于二者的1/3左右，不仅承受得了，而且利大于弊，没有什么可担忧和紧张的。

至于明年和以后的情况，随着政策的落实和周期性因素的消除，肉价的因素将不复存在，有人预计明年的消费物价上涨在3%以下。这不仅过分乐观，也会给决策者一个错觉，像今年一样，把物价的控制目标压得很低，造成很大的被动。由于国际油价还会在高位波动，甚至还会上涨，有的国际机构预测会超过100美元；国际粮价还会上涨，国内粮价也不会下跌；同时如果考虑到价格扭曲的严重程度及其不良后果，一些价格改革措施有必要尽快推出实施，把明年消费物价的控制目标定在6%是适当的。否则，很多其他的政策调整都会无功而返。

在消费物价上涨的同时，资产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涨，资产泡沫也在膨胀。虽然由于资产重估的因素，资产价格上涨有合理之处，从长期来看也有上涨空间，但上涨过快的确令人担忧。以沪市为例，股票价格已经从年初的2728点上升到9月末的5500多点，上涨了一倍。房价的上涨更快，据发改委和统计局对70个大中城市的统计，上半年上涨了7.1%，第三季度上涨了8.2%，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点。尽管如此，仍与人们的实际感受差距很大。股价上涨一目了然，但房价上涨则不透明，其风险也更大。

各国经过不断探索，对与通货膨胀斗争有了一定的经验，但对如何对付资产泡沫，至今仍然没有有效的办法，最近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国际经验，资产价格的大涨必然伴随着大落，随之而来的是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如果说美国的次贷危机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他依然承受得起，那么，我们的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很大，一旦发生危机，后果很难设想。

货币政策：频繁操作困境犹存

我们当前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外部原因是汇率低估、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和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内部原因则是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实际利率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

在流动性持续过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处在宏观调控的中心。其操作的频繁的确有点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今年以来，央行曾经八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五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六次定向发行央行票据。但即使将所有这些操作加在一起，央行收回的流动性大约在2-2.5万亿元，而增加的外汇储备释放的流动性则达到2.65万亿元。

不论是从投资、货币和贷款的增长来看，还是从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来看，在未来的两个月中，央行还会继续类似的政策操作。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一方面说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活性和水平在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货币政策的困境和局限。

八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表明，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一个不常使用的政策工具变成了一个经常使用的政策工具。虽然它减少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但却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资金储备。这种操作有着巨大的政策成本和风险，不知央行如何考虑。六次定向发行央行票据也说明了这一政策工具近于失灵，因为在现行利率水平下，不定向发行往往认购不足，发行失败，不得不强行摊派。而大量央票充斥债券市场，造成了证券市场的结构失衡和功能扭曲，央行也难辞其咎。基于负利率和投资增长过快的现实，升息是必要的，但是，美联储在9月18日大幅降息0.5个百分点，又使升息的空间缩小和升值的压力增大，现行操作尚不足以解决新增加的流动性。

面对房地产投资和贷款的快速增长以及房价飞涨，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于9月27日下发了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对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而且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的增加而大幅度提高。应当肯定，从风险控制来看，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政策操作。但是由于第二套住房的认定标准没有确定，政策效果打了一个折扣。

2005年7月20日汇率体制改革以来，虽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有所加快，但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升值压力并未缓解。而在美国继续施压的同时，欧盟也加入了推动人民币升值的行列。

两年多汇率政策操作的实践说明，我们的确面临着速度和时间的选择。一步到位，虽然能够赢得时间，但经济承受不起；小步慢走对经济运行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但内外环境能否给予我们这样长的时间。在全球资本的涌动下，人们都在谈论第四次金融危机，各国也都在谋求对策。虽然危机何时暴发，从哪里暴发，如何暴发，我们无法预知，但是，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明显的，一旦危机暴发，受害的不止是我们一家，最先发难的也不一定是中国，但中国很难像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一样幸免。

因此，以汇率为中心的政策调整可以做出三个选择。一是按照分步走的办法，确定一个大体的时间和步骤。比如，五年分三步走，每次升值8%，这样可以增加不确定性和风险，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二是放开和提高资源和服务价格，使内部实际汇率升值，出口通货膨胀，既可分流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又可促进结构调整。三是抑制外汇供给和扩大资本流出。如果说前面两点主要是在供给方面用力，那么最近挂牌的中国投资公司则是要在后一方面使劲。但从第一笔30亿美元参股黑石公司来看，中投公司并不成功，虽然难以避免。可见，购买一些资源产品不难，但从事金融投资绝非易事，需要积极稳健从事，也许要从物色和培养人才做起。除此而外，可否选择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东欧，与国际资本合作，共同从事电力(包括核电)、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样也许还可以带动劳务输出。总之，在对外投资方面，我们一定要好好研究和记取日本当年的经验教训。

行政管制：负面作用日益明显

在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中，除了政策措施以外，我们还大量运用了行政手段。以前人们把运用行政手段看作是我们的优势和强项，诺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也对此大加赞扬。但是，随着行政手段的广泛运用，它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特别是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当地方政府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以后，调控和反调控就成为中央和地方博弈的重要方式。

就以房地产业发展中对土地的调控来说，从831大限到2004年的28号文件，再到2006年的31号文件，还不算国土资源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以加强政府管制的办法来应对地方的大量征地行为，从而形成了为管制而加强管制、管制制造管制的恶性循环。中央加强管制-地方加紧征地-中央进一步加强管制-地方更多地征地。因为，中央与地方的土地政策目标是矛盾冲突的。中央目标是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增加一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而地方目标是增加建设用地，保证地方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和扩大地方的融资规模。如果说中央的目标既有一致之处，又有矛盾的地方，且中央目标不是地方目标，更不是农民目标，那么，地方的目标则是高度一致的，就其可行性来看，地方目标优于中央目标。不仅如此，中央的政策手段除了土地规划和指令性计划以外，就是土地执法检查，这些又得靠地方贯彻落实。

在改革开放赋予了地方以独立经济利益的前提下，由于目标合理性、中央权威和地方忠诚等三个条件不能满足，中央目标的落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耕地每年以1000万亩以上的速度流失，几千万农民变成失地又失业的游民，土地价格加速上涨，1-9月70个大中城市平均上涨12.8%，就是最好的证明。更为重要的是，行政手段的大量使用，往往以扭曲价格信号为代价，这就削弱了政策手段的作用，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事情。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段绍译(娄底市广大实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