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相比于1970年代末的第一次高峰知青返城，1990年代第二次高峰国企工人下岗，这一次的情况来得更加复杂。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劳动力总量增加，与此同时，产能过剩、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这一年，中国就业面临大考。

在国家发改委的预测中，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其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约900万人，下岗人员460万人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0万人，按政策需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和退役军人约300万人。而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数据并不能充分反映实际失业率，此外，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也并没有包含其中，因此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可靠的数据来衡量就业问题的严重性。

而预计的城镇可新增岗位仅有1100万个，缺口仍达1400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8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44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340万人，分别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94%、68%，就业形势好于预期。

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关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经济结构问题。同样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结构可能是不一样，譬如， “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重工业行业的增长，这个增长没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和就业增长没能保持非常好的一致关系。

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来看，65%到80%的就业问题是由中小企业来解决的，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短板。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先生认为，“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本来可以解决65％～80％劳动力就业的部分却发展十分艰难。由于创业不足，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不仅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机会也相对不足。”他甚至就此做出大胆预测，“如果这种态势不能扭转，‘十一五’期间每年劳动力供给2400万，每年只能安排1100万，累积新增失业将为6500万。”

因此，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而与之相关的利益部门、各垄断部门、财税、工商等是否有相关的制度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