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在中国签署加入WTO协议的时候，不知是否已经预见到五年后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前夕的银行争相上市的局面。

走过这五年，中国银行业经历了四大国有银行资产重组，经历了地方银行兼并收购，经历了优质银行或海外或内地或同步上市。伴随着不良资产剔除后的崭新面孔，银行的重新定位和业务转型在过去的一年中纷至沓来。

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成立，实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与监管职能分离。三年多的时间里，银监会不断掀起“全国银监风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颁布之后，中国银行业正式进入由合规性监管向资本监管的过渡。

不良资产存量清盘

在五年前那场“与狼共舞”的银行业大讨论中，学者们发现，中国银行业90%的信贷资金流向了普遍拥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然而，国有企业在2001年当年95933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贡献度，仅占六成。也就是说，依靠不到10%的银行信贷资金和民间融资方式的民营经济为社会贡献了接近半数的财富。

一场调整资本流动及改善银行资产质量的运动由此开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对口四大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累计1.4万亿，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地方性商业银行先后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地方财政支持等方式改善资产质量，全国34909家法人农信社则齐集中央、地方和社会民间力量共同努力，自2003年开始了漫漫“改革路”。

从2003年底到2005年底，我国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由8家增加到了53家，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资产占银行体系的总资产比重由0.6％上升到75％。此外，全国主要商业银行同期的不良贷款率从17.23％下降到了8.9％，风险拨备覆盖缺口量则下降了60％。

2003年，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节点。这一年，银行业经营开始由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分配模式，向“为提升资产质量银行惜贷”转变。

大规模引进战略投资者

根据新老巴塞尔协议借鉴而来的中国版“资本管理范本”———《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通过资本充足率计算、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将市场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框架中来。到今年年底的五年过渡期内，商业银行通过股东注资、资产结构调整、改善经营状况、招募战略投资者、发行长期次级债可转债、上市等多种方式补充资本。

仅2004年一年，银监会就颁布各类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多达22项。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资本监管在这一年开始成型。

这一年的8月6日，汇丰银行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名义以人民币144.61亿元入股交通银行19.9%的股权。由此，拉开了外资入股国有商业银行的序幕。此后的一年中，美国银行及新加坡淡马锡入股中国建行，苏格兰皇家银行联合美林集团、李嘉诚私人基金入股中行，直至今年年初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入股工行。各中小银行也时不时透露出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合作计划。

一时间，国有银行贱卖论、中国金融安全危机论弥漫在大街小巷。与此同时，外资银行与入股银行开始在银行卡业务、消费信贷业务、个人理财业务等领域陆续开展战略合作。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银行卡发卡量已达9.6亿张，比1996年底数额上升24倍。国内消费信贷业务受惠于房地产市场近五年来的极速发展而屡创新高。同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外汇理财产品、各类基金业务、QDII产品也迎来了中国理财市场的黄金时期。

开放后高端竞争时代

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资银行的出现已经不像五年前那么新鲜。随着个人理财业务的普及，外资银行也加快了抢占高端客户市场和人民币市场业务的步伐。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易宪容认为，从国际金融业开放的经验来看，除非是极小规模市场，外资的进入并不会构成本国金融业安全问题。“恰恰相反，外资银行的进入可以看作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动力，促进中资银行的现代银行制度由‘形似’向‘神似’转变。”

借助分支机构众多的网络优势，中资银行占据着中国超过90%的低端客户市场。"中国的老百姓还是习惯在中资银行中进行低技术含量的存贷款业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这样说。然而，在存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风险伴随高收益的高端客户市场，外资银行已经开始加速渗透。

数据显示，在外资银行最集中的北京和上海地区，仅2006年前三季度，上海市新增外资银行营业性分支机构就达9家。截至2005年底，北京市外资金融机构总数也已达123家。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发力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在外汇及QDII理财产品方面频繁推出新品。

孙立坚认为，即使是在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之后，中外资银行竞争的着力点仍然将集中在高端客户市场的争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史建平同样指出，高端市场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市场，"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受限资本监管要求在很多高风险业务上有心无力，而中小银行又还处在系统流程建设阶段"。开放后时代的高端市场争夺，可以预见其激烈异常。

开放后监管法令先行

临近开放前夕，广发行竞购战在一波三折中尘埃落定。外资行在加快网络布局的同时，是否将目标重新瞄准中小银行？业界意见繁杂。

对此，孙立坚认为，外资银行并购中小银行的趋势确实存在，“但是现在中国银行的资产大多集中在国有银行，外资银行如果想要通过并购来与四大行抗衡似乎并不是上策”。他认为，如果外资银行仍有收购意向，那么其并购的目的应在于利用中资银行的网络优势争夺高端客户市场。“这同时必然会改变中资小银行的业务结构和业务导向，对中小银行不一定是件好事。”

而易宪容则认为，无论外资银行的下一步行动如何，首先应该解决的还在监管制度改革。“问题总是有的，关键在于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如何反应，反应后又如何解决。” 史建平同时指出，2007年开始外资银行享受国民待遇，银行业监管也将逐渐过渡至全球统一的风险监管模式。“但是，谁来监管监管者？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采用粗放式的资本监管。而到2010年，中国银行业监管将实行巴塞尔协议II，由企业内部进行风险测量和管理，让资本充足率与风险匹配起来，监管者的监管应该交给法令来做。”（记者 邹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