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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着羊角辫、跳着忠字舞、又红又专
学者们当然没有忘记，在新中国最初的数十年里，这个名叫“新华”的姑娘曾被戴上过红袖章，并被赋予“监察员”般的使命。
1953年10月，几乎就在新中国4岁生日的同时，“新华”家族的大姐在北京诞生。从这个时间节点向前推8年，“《新华字典》之父”、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魏建功被国民政府的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派赴台湾，推行国语。1948年他回到北京时，解放大军包围了北京城，魏建功找来周祖谟、金克木等语言学家，想要编纂一部字典。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金克木曾撰文回忆：“我们在魏家的大厅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
那时，中国还没有一部白话字典。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找到魏建功，并由魏主持编纂字典。这部字典最初甚至从名字开始，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或者，当时最美好的祝愿，“新华，新的中华啊”。
一个将近50岁的中年人，曾经使用过1953年版《新华字典》。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除中国外最强大的，因为在字典的各国首都、面积、人口一览表中，社会主义国家高居前列，一长串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在榜单末尾无精打采地跟着。
因此，当这个中年人被派到“排名倒数第三位的美帝国主义”考察时，他的脑袋乱了套。本来，根据字典，他应该看到一幅“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只有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的苦难图景。
初版的编纂者大多已经作古，但在魏建功的学生、现年79岁的曹先擢看来，初版《新华字典》内容中的政治色彩，来自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自觉主动的政治热情，并非高层授意。
韩敬体也曾经听说过魏建功等学者的编纂方法，他们从当时的报章杂志上勾词，人工抄写了30多万张卡片，并从中选出一部分作为字典的词条和例句，“那时候，人们就是这样说话、写文章，字典就勾勒着一个时代。”
但是学者并没能独立于政治太久。1966年，韩敬体进入词典编辑室工作两年后，一场政治运动兴起了。直到如今，他还记得那些前一年刚刚经历修订、再版的《新华字典》被撕掉封面，以5毛钱一本的价格被“迅速处理掉”。此后的几年间，人们在书店里再也找不到一本字典。
1971年，和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大多数人一样，韩敬体下了干校，在河南息县整日与稻子和棉花为伍。北京传来消息，最新版《新华字典》出版了。
一名军宣队代表是该版修订小组的组长，实际工作由几位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北大教授做。极负盛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当时被分配在燕园扫楼梯，无缘修订小组，只能悄悄地贡献几条名言警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还记得，当时上层领导提出口号，“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
所有词条都要经过“政审”：“背着太阳”有“背着红太阳毛主席的嫌疑”，要删；“巴不得马上回家”，革命性不强，需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茹毛饮血”，“茹”有吃的意思，那岂不是成了吃“毛”？这绝对是反动成语。
苏培成甚至听说，当时的词都要被划分三六九等，“革命”是积极词，“颓废”是消极词，而这部用红色大字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字典，必须摒弃一切消极词。近2000条修改意见最后被汇总到周恩来总理的案头，这位总理两次接见修订小组，几乎逐条批示。看到“背着太阳”被删，他说了句：“神经过敏！”
最终，根据周恩来“小改应急需”的指示，只有64处被改动。根据后来的媒体报道，全书引用46条《毛主席语录》。几十年后，有人听到这段故事评论说，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如1971年出生的“新华”——扎着羊角辫、跳着忠字舞、又红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