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卷》来自耶路撒冷神殿？
考古学家尤瓦尔·佩莱格对库姆兰进行了长达16年的发掘工作。他最近得出的发现向有关《死海古卷》作者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佩莱格的小组在发掘时发现的文物显示，库姆兰一度是一个古代陶器厂。假设中的浴池实际上可能是用来淘洗和分离粘土的水池。
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考古学家最近又发现并破译了一个有着2000年历史的杯子，上面刻有神秘代码，意为“主啊，我回来了”。这些神秘代码与《死海古卷》一些手卷中的代码类似。一些专家认为，神秘代码表明来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至少撰写了部分手卷。卡尔吉尔在接受国家地理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网站采访时说：“牧师可能使用神秘的代码撰写来自非祭司领袖的确定经文。”
根据一项新理论，艾赛尼派教徒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神殿的牧师。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在国王非法担任主教角色之后，他们自愿选择了逃亡。这群背叛的牧师可能逃到库姆兰，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在这里，他们可能撰写了一些经文，也就是《死海古卷》。
逃到库姆兰之后，艾赛尼派可能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所有旧习惯，使用代码撰写经文可能就是他们保留下的习惯之一。卡尔吉尔说：“一些手卷可能并不是在库姆兰写成的，而是从神殿带走并加以保管。”他在纪录片中指出：“如果我们将它们视为牧师撰写的文献，我认为我们对《死海古卷》的了解能够发生戏剧性变化。约柜已经不知去向。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诺亚方舟和圣杯。所有这些，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见到。但我们可能拥有来自耶路撒冷神殿的文献资料。这是来自这座神殿的巨大财富。”
《死海古卷》手卷来源更广？
卡尔吉尔等很多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艾赛尼派教徒只撰写了部分《死海古卷》而不是全部。最近发现的考古证据显示，犹太人中的“异类”可能在公元70年左右经过库姆兰，当时的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围攻，耶路撒冷神殿以及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毁于战火。
以色列考古学家罗尼·赖希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耶路撒冷地下发现了古代下水道。在下水道，他们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包括陶器和钱币，年代可追溯到耶路撒冷遭围攻之时。根据《书写死海古卷》的描述，这些发现说明当时的犹太人可能借助下水道逃跑，一些人可能带走了珍贵的宗教手卷。值得关注的是，下水道通向汲沦谷，汲沦谷与死海和库姆兰之间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
用于盛装手卷的罐子可能提供另一个证据，证明《死海古卷》是异类教派的经文。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加恩·冈纳维格对在库姆兰洞穴内发现的器皿碎片进行了化学分析。冈纳维格在纪录片中指出：“我们挑了一片陶器碎片而后将它碾碎并送进一个核反应堆接受中子轰击。在此之后，我们又对制造陶器所用粘土的化学特征进行了测量。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DNA一样，地球上也没有化学成分完全相同的粘土。通过对粘土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我们便可锁定一个特定地区，进而确定陶器在何处烧造。”冈纳维格的结论是：用于盛装《死海古卷》的陶器只有一半在库姆兰烧造。
“外来论”遭所有人排斥
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死海古卷》可能来自库姆兰以外地区的这一观点。纽约大学的斯奇弗曼说：“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指出，自上世纪50年代，手卷由来自耶路撒冷的多个犹太人群体书写的观点就已经出现。“这一理论实际上被这一领域的每一个人所排斥。认为有人从其他地方带来这些手卷并将其保存在洞穴内的观点成立的可能性极低。原因在于：绝大多数手卷主题一致，是一个整体。”
斯奇弗曼说：“如果手卷来自其他地方，假设由其他犹太人群体带到这里，你应该发现与这些群体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并与艾赛尼派相左的内容，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他指出《死海古卷》与坚贞信徒等群体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卡尔吉尔也赞同斯奇弗曼的观点，并指出《死海古卷》的大部分内容在意识形态，对救世主的期待、对经文和犹太律法的解释以及历法日期等方面拥有极大的一致性。他说：“但与此同时，如果认为所有手卷均有库姆兰一个单独的宗派所写，那又很难解释部分手卷中的内容为何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
洞穴是古卷临时存储地？
如果卡尔吉尔以及其他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现代学者所说的《死海古卷》并非完全出自一个与世隔绝的犹太人群体之手。它们可能是当时惊恐万分的犹太人并未取走的珍藏，当时的情况可能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只能让它们留在沙漠洞穴内。卡尔吉尔说：“不管是谁撰写了这些手卷，手卷的主人都非常小心谨慎地对待，确保它们能够幸存下来。不管是不是由艾赛尼派教徒所写，《死海古卷》都让我们得以了解1世纪犹太教存在的丰富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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