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妍妍

刚刚加入秋韵文学社的时候，栗祁然都不知道这个社团有几个人，社团成员彼此也从未见过面。当他真正从学姐那里接手过来，才发现这个文学社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但这个“光杆司令”依然没有像南京理工大学的大多数社团一样在最热闹的三号路上设点招新。

文学社招新的冷清，就算不试栗祁然也心知肚明。他更愿意通过朋友的口口相传和人气论坛上发帖子，慢慢吸收社员。一来避免了招新时门庭冷落的尴尬，二来这样也更容易吸纳真心喜欢文学的社员。

慢慢吸纳的结果，是相对稳定的20多人的规模。“还算过得去吧，现在都不景气。”

这个“不景气”的背后，是曾经叱咤风云的高校文学及文学社团大多“门庭冷落”的无奈。而这种无奈，可以在那些司空见惯的征文比赛中窥见一些端倪。

承办了校团委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征文比赛后，栗祁然绞尽脑汁，想了一个相对诗意的主题：我们的幸福哪里来。之后是很传统却很卖力的宣传：20多张精心设计的大海报、几百份“花枝招展”的传单，还有主干道上总是被风吹得鼓鼓的大横幅。

然而，在这个近3万人的学校，文学社最终收到的全部参赛稿件仅有26篇。其中，有明显“ctrl＋c／ctrl＋v”痕迹或者“假大空”风格的，占了22篇。本来还设置了一二三等奖，最后只好在剩下的4篇里选了3篇，算是获了奖，但显然不好再分出个“一二三等”了。

“有了感触才有灵感，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对改革开放的直观感触肯定没有对失恋的感触多。”这是栗祁然对这次活动“凄凄然”结局的原因分析。

他曾希望“通过秋韵文学社使南理工的学生更热爱文学”。这是他大一时的想法。

两年过去了，栗祁然对文学社的定位半无奈半自然地变成了“让真正合得来的人聚在一起的平台”。

文学社没有例会，因为日常要处理的事情实在不多。少了文山会海是件好事，可是也少了见面交流的机会，因此，为了这个平台的维系，栗祁然也花了不少心思。

比如小小地“附庸风雅”一回，学《兰亭集》，拎三个大暖壶、一包茶叶和一袋一次性杯子，爬到紫金山上“品茶作诗”，大家在一起“损一损”，起起哄，一整天下来，倒也酣畅淋漓。

再比如专门学做电子杂志，精心地将社员们写的文章做出个“声色俱佳”的电子集，再发送给每一个社员，算作是对大家写作热情的肯定和补偿。

不过，栗祁然觉得还是要做自己的社刊。

其实文学社在创立伊始就已经有做社刊的想法，并初定为季刊，以春夏秋冬命名。但出了一本《春韵》之后，迫于经费和稿源这两大主要问题，夏、秋、冬韵再也没有了下文。

“有校团委支持的话，一切就好办了。可是全校毕竟有好几十个社团，也不可能个个都重视，要做好还是要看自己。”这方面，栗祁然无奈，但并没有过多抱怨。

“最近在想能不能把文学社办成俱乐部的形式，会员缴纳一定费用，我们来提供信息和服务，比如投稿渠道等，不过这只是个初步想法。”栗祁然知道，看目前的状况，这一设想实施起来很难，但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人气能够聚起来，就有经费出杂志了”。

但栗祁然并不认为“人气”低落是因为这个学校的理工科定位屏蔽掉了那些有利于“人气”聚积的文学爱好者。

事实上，秋韵文学社的创始人余潇，在社员们眼中是一个狂热型的文学爱好者和才子级人物。他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解放日报社特约记者，还多次在国家级文学作品大赛中获奖，出版过散文集、小说集，其中《十八岁的梦》后来还改编成了一度热播的电视剧《十八岁的天空》。

另外一个曾为《春韵》供稿的大四生陈敏，写的多篇教育和足球评论被《南方都市报》采用。几年前写的《理工大风流往事》一书更是风流一时，至今仍被理工大人传为佳话。

而这个“通信工程”专业的文学社长，自己在中学时代就已经读完了家里1000多本书，并以语文140分、高考作文满分的成绩考进了南理工。

可见，“冷清”并非因为理工科院校缺乏“氛围”，栗祁然觉得，最缺乏的是热情。

撇开文学社不说，校辩论协会也曾牵头组织过南大、东大、南师等南京八校的联合辩论赛，其中很多辩手都是参加过大型比赛的，在栗祁然看来，这次活动无论是宣传还是参赛水平都算很不错了，可是真正打起比赛来，观众依然很少。

栗祁然不明白，“大部分的学生”到底喜欢什么，“也许举办个DOTA(一种网络游戏——编者注)大赛才能有更多的人响应？”

栗祁然叹了口气：“以前说文学社是‘自娱自乐’还有点自我解嘲的味道，现在看来，好像真的只能自娱自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