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作为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的殷谦在博客上撰文表示，“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没有真知灼见”，并批评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以及相关的学者和作家。

他在文章中写到的几个观点，比如“很多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没有意义”、“知识分子最求盈利学术”、“中国文学缺乏信仰”等等，这些观点引起了众多网友的争论。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殷谦的这些论点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他一开始就蒙头盖脸地批评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那么他的立场何在？他又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这样的文章和观点只是一个纯粹的情绪发泄，类似的声音也一直都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需要更多的具有世界性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夏业良说。

中国的问题不是过度西化

殷谦在其博客中写道：“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中国这个文化大国如今已经萎缩成文化小国了，并且如此彻底的‘媚西’……我想，如果再过几十年或更久一点儿，中国的传统文化大概就不存在了。”

对此，夏业良说：“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中国的问题不是过度西化，而是在过去一百多年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能否学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其实，胡适在一百年前就提出过全盘西化，后来有人问他是不是真的能做到，他回答说这是矫枉要过正，实际效果根本达不到。在学习西方上，日本是一个范例，当初日本在文化、学术等方面学习西方，甚至提出过‘脱亚入欧’的口号，当时有很多日本人觉得这是在卖国，但事实却是日本在强大后，日本的传统文化也传播到全世界。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中国到底有多少东西是可以拿出来让世界学习的？”

“真知灼见”一直都存在

在文化之外，殷谦对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批评，他写道：中国很多“媚西”的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的学术还都停留在很浅的地方，一味地“媚西”……也许他们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真知灼见。

夏业良表示：“我想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指当代知识分子，至少应该是六十年来的。不可否认，这六十年来，我们的知识分子中肯定存在有着铮铮铁骨、能够发出真知灼见的人。和文化思想一样，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是西化不够，不仅是程度不够，人数比例也不够，真正奉行世界化价值观的人还是比较少。马克思说自己是世界公民，我们知道基本的世界观是不分国界的。如果说有一些知识分子独善其身，这个我完全赞同，但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肯定是不对的，虽然能坚持发出自己声音的人并不是全部，但这种声音一直都存在，这毋庸置疑。”

其实这六十年来，我们的知识分子中肯定存在有着铮铮铁骨、能够发出真知灼见的人。

知识分子的使命从未改变

殷谦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利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说：“中国的母体很大，但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愿去触摸她的脉搏，也无兴趣甚至无视于其中的意义，很多知识分子走的是利己主义道路。”

夏业良表示，在改变社会的问题上，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回避，实际上很多人都做了很好的事情，“说这种话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看到社会存在某些问题后，为社会进步提出更好、更科学、更有效的建议。我们讨论知识分子，需要明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之下，特别是这两年来，不少知识分子都提出了许多有效的意见。他们希望通过知识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来改变社会。而提出意见的形式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比如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或写文章呼吁等。要改变社会并使其进步，需要每个人踏踏实实地去做，而不是述而不做，哪怕你仅仅是影响身边的几个人，也比光否定别人要好得多。”

一部作品好=所有作品都好

作为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殷谦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也态度严苛，他说：我们时代的“作家”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也是最高产的，甚至有些还是最有“名”的，但我们时代的“作家”是最无知的，最悲哀的。缺乏意义感是我们时代的作家最严重的问题。……当今的文学，作家似乎只记得金钱，而忘却了艺术。

关于殷谦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的评定，夏业良表示，六十年来，我们的文学可圈可点的虽然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些的。有人说中国最好的作家和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莫言，我不赞同。我觉得莫言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特别是善于讲乡村故事，但是要和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巨匠相比，他还是有些差距的。

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家，夏业良说：“有一个作家叫李肇正，我很喜欢，他写都市生活写得非常好，另外像池莉、王安忆、余华等，也曾写过一些好的作品。不过国内的追捧现象太严重，一部作品出名后，这个作者的所有作品都被追捧，这是不对的。现在我比较看好网络作家，特别是没有名气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束缚，可以写出很自由、很清新的作品。”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