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在郑州举行。说明会是在河南省有关方面宣布“发现曹操高陵”后引起多方质疑的情况下召开的。

说明会召开的前一天，潘伟斌连夜从“曹操高陵”考古发掘现场赶回郑州。潘伟斌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该墓葬考古队领队。说明会召开当天，他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写了一份《答疑》，文章不长，只有区区1322字。然而，这1322个字，字字千钧。面对质疑，潘伟斌处之泰然，“我有足够的自信，‘曹操高陵’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200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22时，潘伟斌开始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此时的他已经疲惫不堪，但聊起“曹操高陵”，人很快就精神起来。采访完毕，已经是凌晨1点。在办公室里，潘伟斌和羊城晚报记者一起迎来了全新的一年。因为“曹操高陵”，他的人生也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闲聊中问起他的专业擅长，潘伟斌指着“曹操高陵”出土的器物照片说，全身心投入的，就是这了……

有关“曹操高陵”的质疑

记者质疑

“曹操高陵”为什么是在安阳县西高穴村？

“盗墓专家”曹操其墓为什么不设机关防盗？深葬，是更好的防护措施？

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字样。为什么这些文字却又是刻在石枕上，而不是刻在另外的石牌上的呢？

既然曹丕提倡“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为何在曹操高陵内却出土了一些质地为金、银、铁的物件呢？

专家质疑

出土的这些物件，真的是曹操“常所用”的吗？

王侯一般用的是玉圭，为什么这里出土的却是石圭？

为什么此次没有发现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

网友质疑

为什么说不存在“七十二疑冢”？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曹操的某位大臣在死后把曹操所赏赐的东西搬到自己的墓穴里，然后特别加以注明“魏武王常所用××”，以增其宠荣？周亚夫就是因为收集了一些武器准备陪葬用而被处死的。

“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更像是仓库里的说明牌，而不是墓葬所用的物件。

曹操父子推行“薄葬”，为何墓葬规模巨大？

-其说

“曹操高陵”发掘位置

和文献记载完全吻合

根据卫星图片测量距故邺城的直线距离为28.5里

也许是预料到蜂拥而来的记者一定会问到“‘曹操高陵’为什么会选址于此”，所以在《答疑》第一段，潘伟斌就对此进行了思考。

潘伟斌认为，据曹丕的《为武帝哀策》中记载，在曹操殡葬之前曾进行过占卜。其文是这样记载的：“卜葬既从，大隧既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在墓葬的选址上，也应该经过占卜，应该符合墓葬选址的基本标准。安阳县西高穴村的地势和地理环境符合曹操《终令》中“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兼容”的要求。

按照这样的结论，“曹操高陵”周围还会有其他大墓。据悉，目前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大墓除了2号“曹操高陵”，还有1号大墓。这有可能是曹操帐下某位大臣的墓穴吗？潘伟斌说，现在还没有结束挖掘，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但可以想象，好戏还在后头。潘伟斌说，现在发掘的西高穴2号墓在选址上，和文献记载的位置完全吻合，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中也明确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

潘伟斌打开电脑上的google earth，“从地图上看，西高穴的位置正好位于故邺城的正西方向”。他接着用鼠标拉出一道线段，“根据卫星图片测量西高穴墓地，距故邺城的直线距离为28.5里(已转换成当时尺寸)，考虑到当时的道路不可能是直线，故以上所记载的30里应该是非常可靠的。”

曹操的葬礼是公开的

不存在“七十二疑冢”

有关出殡时的情景，曹丕在其《为武帝哀策》一文中有描写

关于曹操墓，历史上曾有“七十二疑冢”的传说。有人因此质疑：眼下的“曹操高陵”，会不会只是“七十二疑冢”的其中一座呢？

专家认为，“疑冢”的传说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是以讹传讹。事实上直到唐代，曹操墓葬的位置还是清楚无疑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在远征高句丽时，曾路过邺城，亲自到曹操高陵进行过祭奠，并写下了《祭魏太祖文》，其中有“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管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狥国之情，有无君之迹，继而三分”的语句，来评价曹操。

“事实上当时曹操的葬礼也是公开的。”曹操“疑冢”的说法在潘伟斌看来不足为凭。

“曹操死时是汉庭丞相，魏国国王，他的安葬不可能是秘密进行的，不仅不能秘密安葬，相反应该大张旗鼓地进行。”关于这一点，潘伟斌向我们介绍了大量历史史料。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即曹操在《遗令》中所强调的“西陵”。关于安葬这件事，史料也有明确记载。《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记载：“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记载：“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晋书·宣帝纪》记载：“及武帝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指宣帝司马懿)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从这些历史文献看，其丧礼举办既有主持人，又有护灵者。潘伟斌副研究员认为，当时曹操虽然提倡“不封不树”的薄葬，但其葬礼还是按照汉代的丧葬礼仪进行的。他的去世，是魏国和东汉的大事、国事。当时汉代的附属国和与汉庭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应该会派来使者参加吊唁，出席葬礼。老百姓也有不少人为其送葬。关于这一点，曹操第三子曹植的《诔文》中有清楚记载：“兆民号啕，仰愬上穹”、“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弦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扁，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潘伟斌强调，其丧葬议程，是公开的、按照制度有序进行的。

有关出殡时的情景，曹操的儿子曹丕在其《为武帝哀策》一文中有生动描写：“卤薄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廷，陟彼山阿。”也就是说殡殓时，采用了高搭灵棚、卤薄齐整的礼仪；出殡时更是在上饰羽葆的辒辌车(丧车)前，排列有送葬的节、挽歌、鼓吹、幢、麾、曲盖、介士(手执武器仪仗的武士)等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因此，潘伟斌指出，从这些描述来看，说明当时曹操应该是公开安葬的。这样轰动天下的大事是不可能秘密处理的，《三国志·晋书·宣帝纪》上也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及武帝薨于洛阳，朝野危惧”。

潘伟斌说，南朝齐代著名诗人谢脁(464-499年)在《同谢咨议铜雀台诗》中就曾写道“穗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在《铜雀悲》中他又写道：“落日高城上，余光如穗帷。寂寂松林晚，安知琴瑟悲。”根据此诗，有人认为他应到过铜雀台，甚至到过西陵。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曹操葬在西陵这一问题上是没有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