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边的碣石门到芝罘、东观、琅邪，加上“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再到会稽，就是一条海防线。公元前219年东巡刻石，并“徙徒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公元前218年，“登之罘，刻石”，归途中又视察了琅邪；公元前215年，到海防北大门的碣石门；公元前210年东游会稽，又沿海北上到琅邪。他在“铭功会稽岭，驰望琅邪台”的同时，还“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大越故地”，可见他对越人的防范心理，而他曾派徐福两次入海东渡，也显然有寻仙以外的重要目的。

《会稽刻石》的特别之处是有一段不一样的文字：“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猳，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有人说这反映了他的贞节观，以及之所以杀吕不韦，鄙视生母的心迹。顾炎武则认为：“《吴越春秋》有谓勾践‘以寡妇、淫泆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着于刻石之文。”但两者都忽略了越人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特色。秦始皇自家的心事，何必写到越国去？禁其淫佚，越人比不上齐人的女闾三千，为什么一定要写到越国去呢？这显然是想尽可能地减少越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还极具侮辱性地用了“寄猳”这个词语。

秦七刻石现在原物仅存《琅邪刻石》十三行残碑一块，为二世诏书及从臣名，计八十四字。秦亡后，刻石被凿破扔入了海中，到了近两千年后才被捞起，现存国家博物馆。而《琅邪刻石》透露了一个有意思的信息：就是秦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还是有封侯的。所以碑文提到的随从人员中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等人，李斯死后，秦二世也封赵高为“武安侯”。对照秦始皇至死还留一块小地方让卫国延续下去的情况，他让几个侯国封地存在，应该也是可能的。几个强人在一起，不分给他们一点好处，谁给他卖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