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与蒋方良热吻照

1937年4月，蒋经国与芬娜携其子女告别了苏联，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由上海抵达杭州。与父亲相见后，蒋经国忙他的汇报去了，芬娜料理家务。初时，蒋介石对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的俄罗斯媳妇，还真有些不习惯。到中国之前，蒋经国曾告诉父亲这桩婚事，孝文生下来的时候，还寄了几张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芬娜还不算陌生，但真正面对现实时，心理上很难调适过来。经过两三个月的相处与调适，他发现这个俄罗斯媳妇，个性温柔婉约，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又能周到地照顾孩子，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个贤妻良母型。高兴之余，蒋介石替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芳娘”，冠夫姓后成为“蒋芳娘”。待蒋经国携其妻儿回到奉化溪口老家后，生母毛氏说:“芳娘芳娘，岂不是我们做长辈的都喊她娘了，还是把它去掉女字旁吧！”于是“芳娘”变成了“方良”，方正贤良之意。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蒋经国携其妻儿返国后，芬娜的俄文名，很快被蒋经国依照谐音改成“芳娘”。蒋经国的朋友徐君虎在和蒋聊天时，认为中国人不宜管自己的老婆叫“娘”，建议把女字边去掉，蒋经国采纳了徐的建议。

对于蒋经国夫妇儿女的到来，毛福梅这位被蒋介石遗弃后万念俱灭、靠念佛度日的蒋经国生母异常兴奋，她要蒋经国与蒋方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补办一次婚礼。蒋经国很孝顺母亲，又在家乡按照乡规补办了一次婚礼。婚礼上，蒋方良戴凤冠，身穿大红旗袍，这是蒋经国家的帐房先生唐瑞福找人定做的。婚礼热闹非凡，对溪口而言，虽不能说是绝后，但至少是空前的。婚礼后不久，被派到江西任赣南地区专员，蒋方良母子则留在老家，开始过一位平凡中国家庭主妇的生活。

自蒋方良踏上中国国土之时起，立即受到不同语言、风俗、礼教、生活习惯等强烈的文化冲击。最难以忍受的是语言不通，很难与人交流。蒋经国临上任前，专门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学习标准的国语，但由于环境所致，她学到的是半调子国语——带有俄国腔的宁波官话。她自知这种国语“有点怪怪的”，怕人听不懂，要出席公众场合时，常为之怯步。平时蒋经国在家时，他们用俄语交谈，但她的几个儿女中，除了蒋孝章会说一点俄语外，其余三个儿子都不会说俄语。到台湾后，蒋方良努力学习英语，说写非常流利，真正度过了语言关。

在饮食方面，蒋方良也有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初时，不论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辣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咸，常吩咐厨子煮淡一点。她在俄国的时候，吃乳酪，夹一片黑麦制成的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解决了，她没想到中国菜名堂那么多。

的确，对于俄国东正教出身的蒋方良来说，要适应繁杂的中国礼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据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蒋介石家世》一书记载:1949年清明节时，蒋介石在溪口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岱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方良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然而，17年后，蒋方良过50岁生日，蒋介石特别亲笔题了“贤良慈孝”四字，送给蒋方良留念，足见多年蒋方良对中国仪节所下的苦功。

对于蒋介石，蒋方良极尽儿媳孝道。据蒋经国记载:

“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把人将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以家中病妻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