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出来的朝鲜“女子挺身队”队员

解救出来的朝鲜“女子挺身队”队员

东条英机开道，裕仁加贴皇封

据日本战犯们共识，设置“慰安所”，据说正式的直接的背景理由有二。其一，官兵奸淫成风，受到世界谴责；其二，军内性病蔓延加剧，有损军队战斗力，影响子孙后代。故而需要权宜办法疏导纾解，以作为防止日本侵略军性高压的疏解渠道。这实际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替代军人的个人犯罪。

日军内部广为人晓，社会却鲜为人知的是，“慰安”恶行有官方理论、政策为之大行其道: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完成组阁。这位兼任陆军省大臣、内务省大臣的日本首相，在参谋本部呈递的征集妓女前往战区的报告上写道:将归顺国(占领国)自愿妇女也考虑进去。同日，他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又把这一恶行合法化、道德化。他说，“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或缺的、具有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江浩《昭示:中国慰安妇》，据《远东战事》)

日本军需大臣手令:慰安妇属军需品，但不得编号，不得建档；从长远运输费用和开销考虑建议，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招。

日军后方司令部则把“慰安妇”叫做“大和KEX特攻队”。认为“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完成圣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金一勉:《天皇的军队和朝鲜人慰安妇》)

日军情报部官员大雄一男在给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说:日军在战场上受挫于中国军队的低落情绪，可以在“慰安妇”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让日军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精神，能在中国尽快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尝到一次女色可以绝欲九月，但不能连续绝欲五年”，这一句日本俗话也被引用作为设置“军人慰安”这样“常设机构”的荒谬理由。随之而来，种种兽欲邪说，犹如洪灾一般在日军官兵中泛滥开来:

“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如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无疑就等于瓦解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日本少尉军医《麻生(彻男)意见书》，1938)

“军方需要实行怀柔政策，用女人刺激士气，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使其更加卖命，以培养一支像样的杀人部队。”

“性，能缓解战斗压力，当成让部队忍受残酷纪律的方法。没有性，人很容易受伤。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通过接触女人来体验。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

“'爱兵恤士'就要提供性服务。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信心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因此，“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作'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日本军队，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1章)

于是乎，日军兽兵开到哪里，强奸就风行哪里。他们要争在参战之前用性活动强身护体，甚至强暴后掠取女人什物制作护身符，用那“魔力”护身而求免受外来伤害。

于是乎，日军视中国妇女就是她们国家的本身，把源于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华民族身上失败所产生的憎恨、复仇心，疯狂地发泄在同一民族女性的身上。如此化作对中国妇女惨无人道的报复、征服与胜利，在肉体折磨和心灵摧残中享受着如同烧杀抢掠一样压迫中国的快感，便成了日军“膺惩作战”的一种手段。

这就让人不明白了:不是说一提到“天照大神”，日本军人便会从脚底下升腾“武士道精神”吗？既然“慰安妇”功力如此之巨大、如此之神气，那么“天照大神”还有什么用，“武士道”有什么用？

天皇裕仁曾与4名内阁成员签署命令，授权所辖各学校及地方政府挑选合适的妇女充当“慰安妇”。天皇裕仁颁布诏书，将“慰安妇”试验正式奉为一种制度，给它贴上了皇封，使之升华了皇道的神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