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据考证，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前后经历了大约三百年。
“走西口”的为何主要是山西人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在当时，山西人很穷，其穷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300万。
与其眼睁睁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条活路来。于是便有了山西人走西口。
山西人“走西口”为何主要选择去内蒙古
为什么山西人要走西口去内蒙古草原发展呢？为什么不选择去别的地方呢？原来，除了内蒙古草原的自然条件比较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草原阿拉坦汗欢迎山西等地的饥民，让其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元朝灭亡之后，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了河套地区。
阿拉坦汗是一位贤达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为发展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积极主张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通货互市，并多次派使者与明朝谈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绝阿拉坦汗的诚意，并杀害使者，最后导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见，率蒙古铁骑旋风般穿越草原，包围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协，于隆庆五年(公元1751年)，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实现了北元与明朝间的通货互市。
此时正值明朝中叶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晋陕冀边民生活十分困苦，明朝与阿拉坦汗通货互市后，无异给晋陕冀边民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便有许多穷苦边民以及因参与反对朝廷的起义而遭官府缉捕者，为逃生或避难，纷纷越过长城，到“口外”广阔的蒙古草地上谋求生存。阿拉坦汗出于为我所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便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或铁匠、木匠、毛匠等手工业劳动。由此揭开了晋陕冀边民“走西口”的序幕，也实现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有机融合的一次飞跃。后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所以这一带来往的客商很多，最终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异地他乡，反倒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西口到底在哪里？
那么，西口在哪里呢？有专家认为特指山西右玉县晋蒙交界处的杀虎口，明朝时称“杀胡口”，清代改其名为杀虎口并沿用至今。因为杀虎口位于长城的另一要塞张家口以西，所以就有了“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的说法。山西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流民到内蒙古河套一带谋生，大都走杀虎口这条路径，方位是由东往西，这也是杀虎口成为“西口”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西口”亦有广义的理解，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要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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